紫荆党｜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香港应该怎样做？

来稿作者：张博涵

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转折点，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方针以来，中国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香港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香港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桥梁角色。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桥梁作用

首先，香港是改革开放初期外资进入内地的“第一站”。上世纪80年代，内地基础设施薄弱，制度尚未完善，而香港凭借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国际化网络，成为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跳板。港商通过“三来一补”模式（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将制造业生产线迁移至珠三角，带动了深圳、东莞等地的工业化浪潮。这一时期，香港不仅输出了资本，更传递了市场经济的运作经验，为内地培育了首批熟悉国际规则的企业家和管理人才。

其次，香港是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试验田”。在资本管制尚未放开的年代，香港的离岸金融市场成为内地企业筹集外汇资金的重要渠道。例如，1984年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香港发行首笔境外债券，开启了中国企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先河。

此外，香港的银行体系为内地引进了现代金融工具和风险管理机制，推动了中国金融改革的初步探索。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独特性，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制度缓冲区。1997年回归前，香港既是西方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改革决心的平台。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基本法》的制定，不仅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更向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国坚持开放的信号，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政治信心。

回归后香港角色的转变与深化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国两制”的实践为其发展注入新动能，但也面临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内地城市崛起的双重挑战。这一阶段，香港的角色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互动”，成为国家战略与国际规则对接的枢纽。

在经济层面，香港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2003年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签署，取消香港产品关税，并开放服务业准入，推动两地要素流动。此后，沪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机制相继推出，使香港成为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防火墙”和“缓冲器”。截至2024年，香港股市总市值中内地企业占比超过70%，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球占比近60%。这些数据表明，香港已从单纯的“资金中转站”升级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支点。

在社会治理层面，香港经历了从“磨合期”到“融合期”的转变。2019年的修例风波暴露出深层次矛盾，而《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和“爱国者治港”原则的落实，则为社会稳定奠定基础。与此同时，深港合作进入新阶段。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平台的建立，推动两地在规则衔接、产业协同和民生融合上取得突破。例如，前海通过借鉴香港商事制度，实现企业注册“一日办结”，并探索跨境金融监管“沙盒机制”。

然而，香港也面临结构性困境：产业过度依赖金融地产、青年向上流动空间收窄、全球竞争力相对下滑。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两制”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国家所需”的创新动力。

新时期香港的挑战与战略转型

在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的当下，香港需依托“一国两制”的独特制度优势，以制度创新、区域协同与国际规则对接为核心路径，为国家深化改革提供战略支撑。首先，香港应深化与内地的规则衔接，例如通过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推动跨境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并借鉴香港商事制度优化内地营商环境，此举既能促进两地市场互通，亦为国家制度型开放提供压力测试场域。

其次，面对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冲击，香港需维持自由港地位与零关税政策，吸引受高关税影响的国际商品经港转销，同时加速与大湾区形成“前店后厂”供应链新格局，例如推动“香港接单+内地生产+东盟中转”模式，利用RCEP原产地规则规避关税壁垒。此外，香港需强化国际网络服务能力，透过普通法体系和国际仲裁经验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中心，降低企业跨国经营风险，并推动ESG标准与内地绿色金融体系接轨，突破欧美碳关税限制。

在区域协同层面，香港应积极参与深港融合发展试验区的建设，例如以口岸经济带为起点推进跨境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并协同规划北部都会区与深圳接壤区域的产业布局，避免产业碎片化与同质竞争。同时，香港需巩固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发挥“超级联系人”角色，吸引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通过CEPA框架延伸服务贸易开放经验至大湾区，促进专业服务机构参与内地产业升级。面对全球供应链重构压力，香港可协助企业将低端产能转移至东南亚，保留研发与金融等高附加值环节，并透过法律与政策协调保障跨境合作项目的稳定性。

现在，香港正从传统的“桥梁”转型为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支点”。这种转变既需要香港自身突破产业“内卷化”，破解产业结构“内卷化”困境，亦需在粤港澳大湾区协同中找到“国家所需”与“香港所长”的交汇点，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兼具国际视野与制度创新的范本。

作者张博涵是紫荆党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01论坛”欢迎投稿，来函请电邮至01view@hk01.com。来稿请附上作者真实姓名及联络方法。若不适用，恕不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