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谈“公仆减薪论”：少些政治表演　多些实干开拓

来稿作者：余晶炜

香港财政失衡，有人建议公务员乃至高官减薪或捐薪，美其名曰“共度时艰”。一两次减/捐薪或能安抚市民情绪甚至赢得掌声，但并未解决财政结构性失衡的根本问题。倘若来年继续入不敷支，公务员或官员们是否还要减／捐薪呢？年复一年，市民只会觉得厌烦——原来“共度时艰”不过政治表演罢了。

政治表演以戏剧性的“图像事件”为主，离不开语言、神态、肢体表达的身体实践，在碎片化的娱乐时代尤为常见。归根结底是官民之间的“符号互动”。官员减／捐薪，从视觉上剥夺了他们财富的一部分，甚至是身体的一部分，营造出“剥夺”这一“图像事件”的体验，减轻遭受经济不景气之苦的普罗大众的“相对剥夺感”；从符号上来说可以是展示“共度时艰”的决心，也可以是受到制裁，让市民大众尤其是不满政府表现者觉得“咎由自取”、“很爽”。无论政府采纳与否，提议者进而能自诩“成功战胜公权力”，退而能指责政府“不愿共度时艰”，一跃成为“为民请命”的英雄，反过来强化了表演政治的惯习。

政治表演或“剧场政治”并不新鲜。在选举制度改革前，一些政客、议员利用议会、法庭或街头，大肆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通过“表演式抗争”营造“不畏强权”的形象以获取政治资本。大众传媒则如政治学者麦克奈尔（Brian McNair）所言，对表演政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香港曾饱受“表演政治”之苦，而新选制旨在削弱选举政治对议员、官员乃至市民的异化，让人们脱离旧的政治范式，让各界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改善民生，彰显民主精神。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终极目标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在“以结果为目标”的宗旨下，官员从施政初衷到政策效果都必须接受检验，绩效评核也应围绕这一方面。人事任免和奖惩机制讲求“有效解决问题”和“相称性”，而非让当事人痛苦、让旁观者过瘾。后者只能制造娱乐性，沦为古罗马竞技场的狂欢。那些要求官员减/捐薪的人，他们的初衷是甚么？建构了甚么？后果又是甚么呢？

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官员不称职。“彼得原理”（Peter Principle）指出，所有人终将升职至自己无法胜任的岗位。优秀的常任秘书长未必是优秀的局长，优秀的局长也未必担德起司长的重担。优秀的执行者未必是优秀的决策者。某些政府官员在原岗位做得好而不胜任新职位也是在所难免。我们应秉承“能者上、庸者下”的原则，选拔胜任新职位者，而将不胜任者安排至能胜任的位置，并淘汰资质平庸的官员。我们应参考一些企业的做法，在高层职位空缺时设置代理职位，以验证署任者是否有能力胜任，并在通过考验后转正或替换。

假若香港今日的财政困境是因主责官员能力不足所致，饬令其限期内将功补过、否则能者取而代之才是。减/捐薪对官员而言不过是“自罚三杯”，而且使其得以逃避责任，也转移了社会讨论的焦点。另一方面，议员和其他参政者也应担当好上传下达的角色，不仅要及时有效地将民众的关注和诉求转达给政府，也应该积极、及时将中央精神和特区政府的政策传达给民众，杜绝错误的观念、以正视听，做到“以民为本”、“顾全大局”。

相反，若香港财政困境源于结构性收支失衡，尤其是近年土地财政收益大减令库房日益空虚，我们就应该在财政结构上多下功夫。鉴于土地财政收入在未来几年或将仍难以为继，维持收支平衡让政府有钱可用，就要多想办法开源，包括提高税率（如首次车辆登记税、烟草税、博彩税）及扩大税基以减少依赖土地财政。既然不少人常以新加坡作为标杆，我们也可以仿效新加坡提高赤字率。

至于政府部门冗员问题，鉴于人类的天性和历史经验，人员规模膨胀往往难以避免，机构短期裁员而缩减开支后，长期反而可能进一步扩张而开支更甚。因此政府部门若确实冗员，可裁减以提高效率，并杜绝未来变本加厉的扩张。至于部分节流手段，包括削减乘车优惠、公务员减薪，不仅杯水车薪，而且师出无名，更是不可持续（至于一些人主张减薪有损公务员则是无稽之谈——在深受英国人影响的公务员体制下，香港公务员本来就没甚么士气可言）。试想一下，若未来财政继续失衡、赤字继续扩大，我们是否还要再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务员薪酬呢？我们应如何缓解观众的审美疲劳？

今日香港不乏表态者、表演者，却缺乏实干者、开拓者。面对公共财政种类重大课题，我们不应本末倒置、流于庸俗的、浮躁的、单纯取悦观众的表演政治，而应该实事求是、积极有为，为我们生活的城市寻找长远的出路。

作者余晶炜是政策研究员。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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