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哲研究所｜石破茂友华立场引发自民党抨击——中日恩怨何去何从？
日本在举办中国农历新年亮灯仪式时邀请中日200多位小朋友与比卡超一同合唱，以“青年”及“动画”为主题与中日政商代表一同高歌中日友好；石破茂也用日本“战败”80周年而非“终战”，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承认历史责任的重要举措。石破政府确实非常友华；然而，笔者近日频频往返内地和日本调研，整个过程令笔者有感，中日官方关系改善的背后，中日的民众根本谈不上在积极配合。
来稿作者：李冠儒
石破茂班子最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友华姿态，招致自民党内部及民间的许多骂声。例如自民党内部专门处理外交政策的“外交部会”，就谴责过石破政府放宽中国人赴日签证问题会“导致中国人大量涌入日本”并造成“旅游公害”。许多自民党人坚持美国才是日本最重要的盟友，所以应优先强化与美国的关系，要求问责石破茂。日本外相岩屋毅去年12月25日访华并为历史问题谢罪前，以“政府调整外交政策的调整要事前获得执政党认可的事，在过去未曾发生过”回应质疑。结果圣诞过后，连民众也纷纷谴责他“没有骨气”。
笔者每日阅读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很清楚自去年10月中日友好被“吹奏”以来，日本民间的各类“对华友好疲劳论”亦同步奏响。许多日本人开始讨论，在1989年中国被国际社会围堵之际，日本是第一个站出来为中国解围的大国；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约1/3；邓小平于1978年访日时乘坐新干线感慨“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表明要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令日本感到相当自豪，更于1979年12月开始正式对华提供大量对外援助（対中ODA）。然而，时至今日，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中国铁路技术赶超日本，GDP也是日本的4倍以上，对待日本的态度实在说不上友好，也很少再提及要学习日本。
日本非牟利组织“言论NPO”进行的调查反映，有出国经验的中国受访者中有55%以上对日本有好印象，没出国的只有2.6%有好印象，而拥有出国经验的中国人比例缺乏官方数据的支撑，民间数据一般都在10%左右浮动。从数据可见，不难推测大部分中国人依旧非常痛恨曾残杀中国民众的日本，也难怪中国的大多数并未积极回应这波中日友好浪潮。在日方看来，中国崛起自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然则与自己当年提供的各类技术支援也不无关系，当初提供援助的背景乃中日蜜月期，双方都盼望中日友谊常存，日方尤其感恩中国当年放弃对日追讨战争赔，而ODA在他们看来算日本的一种谢罪、偿还的友好表现。可如今，他们多次向笔者表示“累了”、“烦了”。
笔者参与中日青年友好组织多年，多少接触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等日本组织的一些代表。交流时，对方往往会先指出日本侵华暴行是铁一般的事实，因为他们算是国内的开明派，自然承认南京大屠杀，但也会提及“这是（自己）父辈的错”，而自己常年支持和平事业，更以身作则地参与到对华的补偿工作中，所以自认用了实际行动谢罪。他们会对笔者列出各类中国的各类援助，以北京为例，往往提及中国的北京首都机场（第二航站楼）的扩建、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地铁一号与十三号线、北京市第九水厂、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中日气象灾害合作研究中心等项目涉及日本ODA资金和（或）技术上的援助，不免抱怨除中日友好医院因高质量及其名字而广为流传、首都机场卫生间附近好歹有个不起眼的纪念碑以外，其他合作项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日本的贡献亦基本不被公开场合被提及。
他们也理解，中国不提及自是有民族主义方面顾虑，但久而久之，“亦会让友华日本人感到自己的努力不被承认，不能只说坏的不说好的……现在不友华的日本人，都在批评日本当初在政治上为中国解围、在经济上援助中国的做法是错误，‘养肥’了对日本的巨大威胁。例如不久前在疫情中死去的日本东海铁路名誉董事长葛西敬之，就曾说过：“新干线是日本的瑰宝，（当初）将技术转移给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方有回应高铁技术是中国自主研发的，专利已得到认证和保护，然则日本民众普遍不相信当年中国高铁能离开日本的帮助，有日本友人就跟笔者说：“那时中国高速发展铁路的基础从何而来，怎么不承认吸收了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并加以改良？”所谓“中日友好再出发”，恐怕是限于政商层面，民间实在谈不上和解。
数月前，笔者碰巧从成都农夫友人那边收到了几箱橙。品尝后，感觉与日本爱媛果冻橙的口感与风味极其相近，便随口确认那是否爱媛果冻橙。对方惊喜地回答“是啊，你怎么还分得清楚橙的品种？”笔者才发现他根本不知道“爱媛”是日本的一个地方。经核实，橙的种子确实来自爱媛。曾在爱媛待过的笔者，百感交集。
“遗忘历史”？“谢罪/友好疲劳”？ 笔者已体验过无数次中日代表之间的“大龙凤”：这边一句你们淡化南京大屠杀，修改历史教科书“遗忘历史”；那边一句ODA补偿过中国且已有日本政要道歉所以“谢罪疲劳”。内容大同小异，仿似知名日本动画《凉宫春日的忧郁》那个“漫无止境的八月”。近期的差异，在于偶有中国代表谴责福岛排污水的做法，日本代表提及苏州和服Cosplayer被拉扯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带离、质疑深圳十岁中日混血男童被杀是因为抖音上有各种抹黑日本人（及其学校）的视频。
吵闹过后，似乎都默认不如多聊文化等不伤感情的话题为妙，例如一同合唱《アイドル》（idol的日语片假名，动画《我推的孩子》的主题曲，近期民间友好常见表演项目），或者合唱一些有中日双语的歌曲，好比《后来》/《未来へ》等，倒是有一场大学生会议“斗胆”举办安全保障分会，中日代表讨论期间越说越气，最终有人互殴。
有知情教授感慨：“中日青年会议至少愿意讨论，学界不敢讨论，政界不要讨论。”对那场会议的管理者而言，自然倾向在发生冲突后回避一切宏大的历史问题、敏感议题，“这些问题，应该由政府讨论。”回头望望，沧海茫茫。当年邓小平面对钓鱼台领土争端，寄望于未来人民的智慧；中曾根康弘则将靖国神社问题淡化，示意再参拜会影响到自己的中国政界友人，倒是这些问题，都谈不上得到解决。笔者作为友好组织的代表，从不否定现在的中日友好活动是跨国交友的好平台，但亦不得不意识到它们是一个以志同道合为前提的回声室，分歧有限，难以触及反日、反华派系的声音。所以即便达成共识，亦常立离地三尺，一厢情愿。
笔者认识许多为中日友好奉献了一生的人，如今已被大部分人所遗忘。例如内田雅敏，恐怕大多读者听都没听说过这位为中国人对日争取赔偿的主要律师代表。在强征劳工问题较著名的“花岗惨案”中，有约986名中国人在二战末期被日本帝国强至秋田县北秋田郡花冈町（现大馆市），被关押在鹿岛组（现鹿岛建设）的花冈分所。劳工在严酷的劳动条件和虐待下大量死亡。1945年6月30日，中国劳工集体发动起义并试图逃跑，旋即遭日本员警和宪兵镇压，后续的拷问和虐待造成约400名人死亡。日本律师新美隆和内田雅敏作为中国劳工代理人，负责与鹿岛建设争取赔偿。最终不仅是11名原告，全体受害者及亲属都能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信托的“花冈和平友好基金”获偿，这5亿日元亦有被用于中日友好事业。
以“花冈和解”为基础，后来的西松建设等强征中国劳工损害赔偿诉讼中，都能引用该判决争取到赔偿。中日之间相对于日韩没有那么多强征劳工相关历史遗留问题，与他的努力不无关系。内田也曾为香港争取日占时期的军票赔偿但不果，这些美谈与抗日史原则上不冲突，却在21世纪进入了堆填区，在中日关系敏感时刻，倒还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知名爱国歌曲《我的祖国》有“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句知名歌词。一个理性人，应意识到日本那边帮助中国的人，与伤害中国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而所谓事实往往有复数，每个都是“相对真相”（relative truth），包括但不限于上文提及的种种恩及怨，都有理可依。以往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与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帮助的事实，亦没有任何矛盾。因此，无论是中国说的“历史遗忘”，还是日本友华派说的“谢罪疲劳”，都有各自的道理。奈何大部分中日国民甚至想不通一个简单的道理，即在中日恩怨的基础上还愿意前往对方国家的人，撇除极端案例，大概率是相对友好的人，理应被珍惜。
这波中日友好浪潮能存续到何时，其实是要打问号的，毕竟石破茂今年要面对东京都议会选举和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并不排除下台的可能，亦不排除党内外、美国方面的压力过大，而导致石破不得不改变友华的口吻。就是不知道日方趁著战败80周年能否通过积极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换来中方承认过往对中国的援助及对世界的贡献，实现童话般的大和解。可讽刺的是，日方教授提醒笔者去年11月由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七化建）和日本三菱重工联合承建的中日孟加拉化肥工厂竣工，与以往不一样，反倒是中方有所宣传，三菱则为避免受反华情绪影响，有秘而不宣之势。听罢，笔者只能摆出一个日本知名的“🥺（ぴえん，pi-en）”表情。
中日关系改善之路漫漫其修远兮，还望上下而求索者不至寒心。 香港正将旧湾仔警署改建为国际调解院总部。多年来，我们一直依仗国际化及法治优势，推动和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本地及国际纠纷，笔者身边倒是没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希望与各位读者分享相关消息。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其实也有特意通过报告（グローバルな知财纷争解决に“香港仲裁”の魅力）来宣传过香港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独特魅力。Yumi Lam（ユミ・ラム）这位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的JETRO“香港所”员工，就有专门负责科普香港的优势及情况。香港处理“商事仲裁”居多，笔者倒是“ff”（注：《FINAL FANTASY》，指幻想））一下熟悉日本、常到日本旅游、喜欢日本文化的港人可以将调解的定义再稍微拓宽一下，试试在中日之间传递友好信息，成为超越商事的调解人。
本文作者是思哲研究所青年事务教育总监李冠儒。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香港01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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