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旧金山愿景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在三藩市（旧金山）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达成了五个成果：恢复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合作打击芬太尼；创建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明年大幅增加直航航班；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

然而，中美未达共识的事情仍然不少。拜登重申中美存在竞争关系，但习近平表示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介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向拜登要求停止武装台湾，反对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针对中国，拜登却说将继续防止先进的美国技术被用于破坏自身的国家安全，甚至反过来指控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非市场经济行为和对美国企业的惩罚性措施，损害美国工人和家庭的利益，以及要求解决在中国被错误拘留或禁止出境的美国公民案件。

在地缘政治或地区问题上，拜登重申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支持以色列抵抗恐怖主义的权利。这与中国对俄罗斯安全需要的理解、对巴勒斯坦人利益的维护显然不同。

“不打交道是不行的”

但虽如此，拜登仍然形容这次峰会是“最具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之一”以及“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会晤谈得很好，很全面，也很深入”。中国官方通稿亦指出“这次会晤积极、全面、富有建设性，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

这就是当下中美关系的现实——在许多方面纵有分歧，但“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从峇里岛通往旧金山之路

去年习近平在印尼峇里岛与拜登会晤，已曾表示“过去和现在有差异和分歧，今后也还会有，但这不应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经历跌宕起伏的一年，二人能够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前专门举行元首峰会，超越去年的二十国集团（G20）期间双边会面，本来已有重要性。

习近平在任国家主席以来曾应前两任总统邀请访美，分别在加州阳光庄园会晤奥巴马及两年后的国是访问，以及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惟海湖庄园会晤后，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贸易战，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加上新冠疫情，习近平至今已六年未再访美。

早于去年峇里岛上，习近平和拜登已同意继续保持经常性联系，但又发生气球事件，令中美关系横添阻碍。直到今年5月时任外交部长秦刚和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首先会面，然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详谈，中美关系明显恢复进展。

接着布林肯、耶伦、雷蒙多先后来华，到10月下旬王毅访美以及加州州长纽森访华，习近平通往三藩市之路大抵完成铺垫。正如王毅在中美元首峰会后表示，双方达成的20多项共识中，部分在元首会晤前已成熟落地。

百年未见变局　中美关键阶段

如此回看，不代表我们能低估中美元首峰会的难度。会后记者会上，拜登再次被问到习近平是否“独裁者”，这足以说明意识形态对中美务实合作的阻碍。同样地，中国舆论也不乏对美鹰派、好斗的声音。但正因环境如此，政治领袖更没有随从民粹的权利。如王毅所说，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这次会晤是在中美关系处于关键阶段的大背景下举行。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中美要在团结合作或者零和对立之间作选择，香港的思考和谋划同样要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香港奉行“一国两制”，本意就是要长期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自由开放规范的营商环境、普通法制度和国际联络。这在1997年后如是，在2019年后如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亦如是。中央非但不是主动要香港去国际化，更加不想香港被西方去国际化，中“脱钩断炼”之下怀。

香港作为中国对外最开放、实行资本主义和普通法的城市，并非在去殖化过程中无奈、消极地保留旧有制度，而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来吸纳西方文明。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香港更加有助中国学习驾驭全球资本主义政治和文教体系，以至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中央支持香港参与APEC等国际平台，为什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矢言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为什么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深圳高调会见太古集团行政总裁，甚至为什么纽森访问北京前会先来香港，促成明年由香港大学举办两个湾区气候论坛。

因为日程原因未克参加这届APEC的特首李家超，以及代为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香港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