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八雨灾五十年　牢记政府道德责任

老一辈的人应该还记得，这一天对香港来说是沉重的。五十年前，也就是1972年6月18日，观塘秀茂坪和半山宝珊道先后发生山泥倾泻，分别夺去71人和67人的宝贵性命。港督麦理浩其后成立雨灾调查委员会，检讨责任谁属及作出改善建议。

观塘鸡寮、半山豪宅一同受灾

五十年前的6月18日当天是星期日，也是父亲节，原本或许值得市民外出庆祝。但据资料指出，那时香港已经是连续第三天下暴雨，日降雨量皆超过200毫米。下午一时观塘传出巨响，有人以为是飞机坠毁，但原来是一幅人工斜坡发生山泥倾泻。洪流夹着山泥一冲而下，冲散了俗称“鸡寮”的秀茂坪安置区，更有居民被连人带屋冲到远处。用当时报章的话来说，“现场触目惊心，到处一片泥泞，有如世界末日，呈现‘哀鸿遍野’景象”。

这边厢，消防、警察、民安队等逾千人尽力搜救，港督麦理浩在晚上近八时到现场视察。那边厢，轮到香港岛半山区出事。连场暴雨后，宝珊道附近已发生了几次小规模山泥倾泻，包括富商李福树在内的多人已经暂时撤离住宅。及至当晚近九时，山泥由宝珊道八号开始倾泻，在干德道卷走一座空置的六层大厦，再彻底冲毁12层高的旭龢大厦，及至列堤顿道，新建成而未入伙的景翠园顶部四层亦被削去，过程历时短短七至十秒。67人丧命，20人受伤，御用大律师、后来官至终审法院法官的列显伦一度被埋，要由消防员救出。两局议员简悦强的住宅受损毁，富商周锡年之子、大律师周启贤一家即晚撤离。

安置区未言安　工程监管未足

这场被当年报章称为开埠以来最严重的天灾，纵然搜救及善后工作备受肯定，但作为上楼中转站的木屋安置区的安全问题迅速成为焦点。例如《华侨日报》翌日社评指出，“每一次风灾或雨灾，受害最大者，是山居木区居民”，“山区木居都是临时建筑物，不适宜居住”。麦理浩在灾后两天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由法官杨铁梁作主席，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麦基和建筑师甘铭为成员。而正如代表灾民、出席调查委员会的大律师沈澄所指，山坡下的安置区既由政府提供，市民自然有合理期望是安全、可住，结果却要承受如此重大的危险，政府即使没有法律责任，也有道德责任。

调查委员会于同年8月及11月完成报告，亦提到宝珊道山泥倾泻的成因在于山圾下的施工地盘缺乏严格监管，导致山体内水位处于较高水平。当局可算是从善如流，在工务局内成立土力工程组，并在两年后升格为土力工程部，管理土力和山边问题。然而，1976年8月25日另一场暴雨，在秀茂坪再次引发另一场山泥倾泻，而且出事位置距离鸡寮惨剧不远，18人罹难。再一次的调查，再一份的报告，这次政府终于再升级至土力工程处，投放更多资源防范山泥倾泻。

民生可大可小　政府有负责任

六一八雨灾已过半世纪，对于政府管治的教训却仍然历久常新。现在香港再没有木区安置区，但不适切房屋遍布多区，不但㓥房的防火及卫生问题令人忧虑，当局亦似乎愈来愈依赖过渡房屋。历史证明住屋环境和质素事关重大，不容轻言妥协。至于斜坡监管问题，其实也非1972年才首见，1966年6月12日的雨灾亦曾在多区引发山泥倾泻，有人命伤亡，只是灾情不及六一八般震撼。而夺命山泥倾泻在六一八雨灾的四年后再现，亦提醒了当局工作必须更到位，不能只靠小修小补、见步行步。对于今天的房屋、防疫、安老、院舍照顾等各项问题，道理大同小异。

遗憾的是，当年雨灾后设有调查委员会厘清责任，但现在不论是㓥房或是防疫等问题，官员却能够抱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处之泰然，缺乏严肃的工作检讨，遑论给予下届政府取长补短。沈澄当年直指政府当局有负道德责任，若然用在现今的治港者，相信同样字字铿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