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佣工新外援无助解决结构问题

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珮周四（20日）于立法会大会提出“规管外佣中介、保障雇佣权益”议案，针对外佣中介质素及不良营销手法以及在疫情恶化下衍生的相关问题，建议检视现有法律条文和守则、检讨标准雇佣合约、设立支援平台、雇佣双方组织与领事馆创建恒常交流机制，及强化劳工处和劳资审裁处功能，议案最后以大比数在分组点票下获通过。

而选委会议员谢伟俊则提出修正案，促请政府研究准许输入内地家佣。经自由党李镇强、民建联颜汶羽及谢伟俊修正的原议案，虽然最终在分组投票获通过，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则回应指基于入境管制及保安、社会以至家庭等方面的考虑，所以现时对于输入家庭佣工的入境安排并不适用于内地、澳门或台湾的中国居民。

外佣中介监管值得审视

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上年8月曾经发表“家中的陌生人/佣工：在香港聘用家佣与家庭关系的综合分析”研究报告，不仅指出外佣需求有增无减且趋持续，及非中产家庭亦有很大的外佣需求，更发现有25％的来自中位数以下的家庭都有聘请外佣。此意味非中产家庭其实也受限于聘请外佣的困局之中，比陈家珮所言的“令中产家庭非常困扰”更普遍。

受到疫情影响，聘用外佣的成本进一步上升，同时又因为外佣检疫设施不足令外佣在港供不应求，令到外佣跳工情况恶化，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过去五年由职业介绍所教唆外佣提早终止雇佣合约转换雇主（“跳工”）的情况就有上升趋势，在2017年至2021年间，劳工处接获涉及职业介绍所教唆外佣提早终止雇佣合约转换雇主（“跳工”）的投诉个案分别为15宗、九宗、17宗、29宗及177宗。所以对外佣中介作出更严格的规管，应有助控制职业介绍所教唆外佣提早终止雇佣合约转换雇主（“跳工”）的情况，所产生的效益会比想像中更大，值得支持。

议员忽略结构问题

但面对双职家庭的增加、出生率下降以及老年人口上升等社会结构问题，引入更多外佣以供香港市民聘用其实亦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而且当市民对于外佣的依赖日益增加，最后只会深化现时香港过份依赖家庭佣工的结构问题。

不同议员均提到家庭佣工可以作出家庭照顾上的支援，有助释放妇女劳动力。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却将家庭及事业放成了在对立面，必须要市民二择其一。若因此而决定引入更多家庭佣工，不论佣工是来是外国或是内地，其实无助解决上述问题。社会更应该由疫情所引致的外佣荒吸取教训，了解到继续延伸外佣政策并未有利于香港社会发展。

议员及政府都应该带头引入更多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现时香港过渡依赖外佣的问题，包括职场上推广家庭友善政策，亦可以积极拓展本地本地家居服务，例如鼓励年长或退休女士参加陪月班等课程，将来投入行业工作。后者一方面有利行业发展，更可以释放出家庭劳动力，同时减少本地资源流出，长远对香港发展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