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没有谁会想到，比起晚市开始要停堂食，还有事情闹得更满城风雨。政府官员出席港区人大的生日宴本身未必是个大问题，但万一疫情出现那怎么办？现在情况发生了，也就证明了当初官员的判断是大意的。这样说不是事后孔明，而是既然存在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那官员本来就应该具备敏感度，预计到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从一开始便更加谨慎而为，宴会场合可免则免。更何况出席的官员在理论上是有可能确诊的，对于更坏的情况又有没有预想过？

现在九名正副局长及部门首长在竹篙湾检疫中心隔离检疫，期间不宜履行职务而须休假，这怎可能不影响特区政府的运作？更何况民政事务局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的正副局长同时须要接受检疫，局长的职责要分别由公务员事务局局长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兼任。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况都是不应该发生的，但它就是发生了。

不只是个别情况的结构问题

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1月7日）晚上发表声明，表示已下令调查每名官员出席宴会的情况，有没有违反防疫规定等纪律，在调查工作完成后会对有关官员采取适当行动。纪律处分当然要做，个人要为个人问题负责，但事情既然不只在一个半个官员身上发生，而是多名官员集体出事，那我们不可能只当作是个别情况般处理，而不去问背后的结构成因。

也就是站在这一点上，特首作为特区政府的首长须要负责。在这段时间，她应该反复思考为什么多名官员也这样大意？为什么他们没有预想过会有这样疫情出现的情况？为什么不只是正副局长，还包括了纪律部门的首长？这个管治团队是不是在一些问题上出了错？最终她必须问，她这位领袖的领袖在什么事情上没有做好？更遑论她在周二（1月4日）在批评国泰航空时，才言之凿凿地说“等如我是特区之首，我也要为所有事情负责。”

我们尤其要记得，在生日宴之前望月楼群组已经爆发了，三百多名密切接触者及其同居者被送往检疫，官员即使此前答应了出席相关宴会，但对于该场合的疫情风险也应该有所重新评估。而在同一天早上，特首才在立法会为90位候任议员监誓，象征着政治局面的新一页。问责官员其时不是应该正投入于政策制定、革新施政，以期在新一届立法会解决社会问题吗？何以恰恰在这个时刻却一时大意，犯下这种不必要的错误？

考虑到此，今次事件实在不只是个别官员的纪律问题，而是特区政府的整体不足。加上在生日宴仅两天后，当局因为疫情升温而要收紧限制社会活动，市民对于官员的怨气自然更加大。特首作为政府之首，作为涉事官员的上司，代表整个团队向社会道歉，在情在理也是需要的。

道歉以反思管治理念

道歉就只是两个字，其实不是什么的事情，政治上的道歉更加有不少都是意义不大的政治操作。尼克逊在水门事件期间曾经道歉，克林顿面对国会弹劾的时候也向全国表示深感抱歉，但没有谁觉得他们有反躬自省。林郑月娥在反修例两次大游行之后也曾“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诚道歉”，但在两、三个月之前据称她又埋怨当时的同事及建制派向她施压，听起来就好像认为自己从来没什么问题。说到底，道歉不是解决问题的力量，除非当事人愿意正视问题本身。

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认错，或许要数二千年前的轮台诏。汉武帝在征和四年下哀痛之诏不只是因为一时间的“民力屈，财用竭”，而是他以亡秦之迹为戒已达二十年，才藉轮台之契机完成守文的转向。换句话说，他对于繁刑重敛的问题具有深刻认识，深明改弦易辙的必要性。能够在死前两年有此转捩，史学家田余庆形容此举挽回了当时将颓之局，下开西汉近百年之久的稳定统治，甚至直至清末也不再多见类似成功之案例。

现代政治的一言一行莫不充满了政治计算，就好像近日话题电影《千万别擡头》所呈现的那样讽刺而现实。何时进何时退，在政治危机之中要逞强还是放下身段，不可能不作策略盘算。但若然回归基本，记得政治本身就是为了服务人民、社会利益而存在，那从政者自然不难找到问题所在，知道该怎样做。

两千年前中国的汉武帝罪己守文，罗马共和晚期的西塞罗则经历了政治生涯的高山低谷。他尝过执政官手握政治大权的好处，但也见证过共和政治走向专制独裁的可恶。西塞罗淡出政治后著书立说，多番强调政治领袖除了要有才思敏捷的能力，同时必须要有追求社会人民幸福的德性。在今天开了政治新局的香港，这既是对现任政府官员的提醒，也是对来届治港者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