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需要的不是“士气”而是表现

公务员事务局周二（8日）公布向四个中央评议会的职方提出在2021至22年度冻结高、中、低层薪金级别和首长级公务员薪酬，生效日期追溯至4月1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表示在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后，提出冻薪的调整方案，这亦将是政府连续第二年冻结公务员薪酬。在社会经济受疫情打击之际，公务员冻薪或多或少也反映其“铁饭碗”性质。但他们的日常表现是否值得如此优厚待遇，外界也不无疑问。

今年本港持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打击，失业率高企。影响18万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调查亦于早前出炉，经扣除递增薪额，高级公务员薪酬趋势净指标为-2.04%，中级公务员为-0.54%，低级公务员为-0.68%，全为负数。意味公务员若根据调查结果调整薪酬，他们应在今年减薪。不过政府同时表示，考虑到本港经济有明显复苏趋势，今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为3.5%至5.5%，以及本地通胀可能随经济复苏轻微上升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最终决定公务员冻薪不减薪。

每当政府有意思减薪或冻薪，公务员“士气论”就会甚嚣尘上。例如今次公布冻薪消息之前，公务员事务局便指薪酬调整机制的考虑因素包括公务员士气。工联会所属的政府人员协会日前就薪酬调整问题进行调查时，更发现九成在职公务员受访者认为冻薪影响士气。这种如虚似幻的“士气论”试图将公务员表现与其士气挂勾，仿佛只要公务员加薪，他们士气一高涨了，政府行政效率便会提高。可惜事实却令市民失望。

士气质素互无关系

综合过去多年政府审计署及申诉专员公署的调查可见，不论当年的薪酬加幅度如何，政府部门怠政态度其实依旧。以食物环境卫生署为例，它对公厕工程承办商的外判监管便不论薪酬增幅地长年失责，在过去十年薪酬加幅第二小的2017年（加薪2.94%），他们所监管工程的延误日数为87天；而薪酬加幅有4.62%的2015年，延误日数长达192天。无论公务员有多少士气，也不见得与公务员对工作的著紧程度有密切关系。

这种情况并不限于个别部门，不论当年公务员薪酬增幅有多少，他们都未能交出足以说服市民的表现。例如2011年政府给出近十年最高的6.16%薪酬增幅，该年度的香港申诉专员公署仍接获5029宗投诉；及后政府在2017年开出近年第二低的2.94%薪酬增幅，他们却总计收到4,826宗投诉。随著2019年的社会事件出现，该年薪酬增幅为5.26%，但2019年至2020年间申署所接获的投诉已飙升至19,767宗。公务员同比增加的个人薪酬，其“士气”效果根本没有从市民的满意程度上实际反映出来。

应以表现证明价值

公务员的薪酬讨论，应该让政府同时反思政府内部的“结构性怠惰”。公务员工作积极性长年备受社会质疑，不论是其服务质素抑或效率，都从审计署、申诉专员公署的每一份报告中让市民看见其改善空间。公务员的集体怠惰，远远不是加薪所能解决，这是由公务员管理层从上而下的管治文化问题。

周三（9日）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被立法会议员问及公务员的工作态度时，就更让我们看见公政府的鸵鸟态度。聂德权竟然用占团队极少数的受惩处人员数字，以及众所周知几乎不会不“跳Point”的增薪制度，用来声称公务员的质素管理制度行之有效。想要改善公务员的表现，真正需要做的是在高薪厚禄外辅以真正迫使他们紧守职责的惩处机制，毕竟仅以加薪激励“士气”的做法过去多年已证实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