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井观天守护不了香港这一制｜于品海
树欲静而风不息，这是香港人今天的心情。大多数市民都希望香港能够走出骚乱和动荡，恢复祥和的气氛，但新冠疫情肆虐，港区国安法以及四名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都让市民无法安下心来。虽然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大家已经意识到无意义的政治冲突根本化解不了深层次矛盾，只是会制造更多怨愤和对立。中央政府不会容忍无休止的动荡，拨乱反正是迟早的事，可以猜测的只是通过什么手段。这就是香港今天的现实。
中央政府根据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推动修复香港的宪制秩序，积极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划定边界，但能够冷静和理性认识这个过程的香港从政者又有多少？反过来，对于香港政府，当中央通过宪制手段为香港官员庸碌无为而制造的混乱提供稳定器，他们又是否懂得只有切实的改革才能真正重建社会的和谐，才是履行自己的职责？
香港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
去年的政治动荡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岭。一些政治冒进主义者在反修例骚乱中企图借助外国势力，站在国家主权的对立面，挑战香港的宪制伦理，甚至推动分离主义在香港落地生根，这就是压倒骆驼的几根稻草。究竟这是香港社会部分人有意为之，还是市民在毫无意识之中被误导或裹挟？或者说，一些从政者不知天高地厚，对国际政治和香港的宪制性质懵懂无知，加上一种极肤浅的政治傲慢，以为可以通过暴力和国际压力改变中国对香港的管治结构，最终还是要赔上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遭遇牢狱之灾。这是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答案不言而喻。
最近一些言论开始质问究竟谁是爱国者，邓小平的“爱国者治港”被多次提及。它究竟有什么意思？其实，谁是爱国者估计是主权国家政治从一开始就存在的政治诘问，原因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宪制政治能够是包容非爱国者的政治吗？就算特朗普和拜登的美国总统之争，也同样陷入谁是爱国者的政治争论中，他们指责对方是俄罗斯或中国支持的总统人选，间接指认对方不如自己爱国，不如自己强硬对付敌对国家。任何国家都无法接受从政者是站在敌对国家的立场参政，凭什么认为中国会例外？
“爱国者治港”的前提是，香港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只有热爱这个国家的人才有条件参与中国政治，包括香港政治。道理就这么简单！就好像美国各个州的从政者必然都是爱国者，不只是热爱自己的州份，而且是热爱美国。香港政治同样如此，香港的从政者当然不应与他国利益相结合，更不应提供武器让他国制裁中国或香港。一旦这种事情发生，不论是美国还是香港的从政者都不再拥有从政的资格，这既是法律现实，更是最基础的政治伦理。
为什么香港竟然会有从政者意识不到这一层意思，甚至将自己的政治命运置于如此尴尬的角落？或许香港真的需要重新认识“一国两制”，以及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的意思何在。在英国殖民地时期，香港人根本没有资格，亦没有需要认识英国政治，但回归之后的香港是“一国两制”，中国是自己的国家，负责香港管治的是香港的中国公民，就必须认识到主权政治的意义。可惜，这种期望长年没有实现，当中既有香港和中央政府的内在原因，亦可以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寻找今天冲突的伏线。
回归遭遇两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
从历史角度看，香港的回归遇到两种世界政治发展趋势。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后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积极的引领作用，香港自身反殖民地的民主运动亦正在崛起。港英政府在回归期间利用这股政治热情，将其扭转为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情绪，将本来针对殖民地统治的民主力量改变为与自己站在一起针对专制中国的社会运动。在同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内释放了一股追求政治改革的思潮，八十年代末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它对正在探索如何回归的香港人所产生的冲击，都被最后一位殖民地港督所利用，让这种扭转变得顺理成章。
在民主思潮急速积累能量的过程中，世界政治格局同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因为苏联和东欧解体，原来的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单一超级大国。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中美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使中国的崛起被美国政界视作对其地位的新挑战。自小布什政府开始，抵御这种挑战的意识开始形成，在奥巴马政府时期逐步扩大，特朗普总统利用这种意识，并结合国内强大的民粹思潮和政治极端化，成为今天美国对自身安全感到极大焦虑的普遍心态。
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遭遇二战以来最大的结构性挑战，情况在美国特别严重。去工业化或者金融化让美国的就业岗位被转移到后发达国家，如中国、墨西哥、越南等地方，美国本土已经无法提供具竞争力的制造业环境。台湾的鸿海集团尝试将部分LED面板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却一事无成，苹果宣称要在美国生产部分产品的计划只是讨好政客的公关手段，特斯拉在中国的超级工厂一再增产更再次确认中美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早就完结。其实，经济金融化的恶果在九十年代末已经被证实，2008年的金融海啸只是响亮的丧钟。美国政府曾经动用庞大财力企图改变衰退，但由于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正确认识，以及受制于资本的挟持，其所做的都只能是杯水车薪。一直到今天，美国依然使用量化宽松这种吸毒式的货币手段来缓解经济失衡，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这就是头疼医脚。西方经济的活力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断消减，国家财政实力后劲不继，企业实力持续壮大，但他们无意视社会利益为己任，在治理失效的情况下持续巩固社会阶层的分化。在这一次新冠疫情中，美国去工业化的恶果完整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个如此先进的国家，竟然连基本的医护用品都无法生产。
这两方面都巩固了中国与美国之间经济和财政实力的两极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还不明显，中国相对落后，一部分人甚至认为西方经济发达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不少中国和香港的知识份子都对美国的政治体制趋之若鹜，各种理论都指向中国应该走上西方同样道路，香港人的观点就更是一边倒。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情况开始发生改变，两种制度的比较已经无法再给出明确的结论，传统的理论和分析亦已经失效，更多证据说明西方制度存在极大的结构性缺陷，意识形态只是将事实遮蔽，政治的失衡甚至成为遮蔽的主要原因。过去十几年西方政权在各个后发达国家推动的民主运动都惨败收场，有一些甚至至今仍然无法收拾残局，乌克兰和利比亚等都是绝佳的案例。
重拾从政初心抵御极端分离思想
香港从政者显然没有意识到香港政治的本质，甚至蔑视近年颜色革命的各种失败经验，在毫无警觉的情况下，将一股大家都知道是触碰政治底线的分离主义和暴力政治引入香港，自己更亲身披甲上阵，游说英国和美国政府挑战中国在香港的主权地位。这种愚蠢行为只能够是自杀式的，毫无作用，连赚个烈士的虚名都做不到。对于一开始就暴走极端的抗争派和分离主义者，无论他们是有意或无意，政治后果和意义都不会有什么分别，顶多是政治蓝海中的小雨点。但作为民主回归派的传统泛民也被如此幼稚的政治手段裹挟，只能够说明他们缺乏政治自信，政治基础太过脆弱，无力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
香港政治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对于中央政府，十九届四中全会有关“一国两制”的说明已经是直言不讳，那就是“一国两制”是中国制度的极大优势之一，既要发展它，还要完善它。发展就是要继续巩固，让这种制度设计的原意能够更好发挥；完善就是因为目前的“一国两制”存在各种缺陷与不足，必须通过制度提升与改革来夯实，因而提出一系列举措。但香港的各股政治力量，包括政府、商界、建制政党、泛民政党都对此毫无认识，甚至看不懂中央的想法和计划，结果是忽略了中央政府的改革决心，更意识不到中央除了不能接受“港独”，还绝对否定香港从政者与英美政府的串联和勾结。
几名传统泛民议员被认定失去议员资格并没有什么政治新意，这只是中央政府继续巩固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的底线认识，其他议员的总辞只能说是顺势而为，被抗争政治继续裹挟，是对一小部分激进选民的交代，是毫无选择的幼稚动作，产生不了任何实质作用，更不会改变现实与结局。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泛民议员应该抚心自问究竟从政的初心是什么，他们服务的选民所需要的是什么，香港需要什么样的从政者，“港人治港”的政治本质以及“一国两制”的真正意思，之前的政治想像为什么会将自己带到今天的绝境。当然，这里的关键质问还是自己是否符合“爱国者治港”的标准？
一些泛民议员深信自己是爱国的，但他们将国家想像为文化中国，甚至辩称自己反对中共的执政，因而有理由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并以此作为自己理解分离主义的依据。这种狡辩在各种政治冲突发生之前还可能被忽略，在冲突爆发之后，试问它仍然会有存在的空间吗？如果从政者连想像和现实都分不清，连爱国者是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敬爱都掌握不到，又如何有从政的资格？就算某些从政者不认同中共的政治信念，亦应该尊重它是中国的执政党，有责任决定中国的大政方针，亦即是最终决定香港政治的决策者，想像是改变不了这种现实的。
跳出井外才能看清港人治港真谛
香港社会有种声音认为香港这一制承诺了言论自由，应该容许个人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政治言论而取消议员资格违背了这种原则。如果一名普通市民在与朋友倾谈时表达自己赞同他国制裁中国，我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触犯任何法律，但这不等同一名立法会议员可以公开与别国政府商议及鼓励他国对自己的国家实施制裁，后者是政治行为，估计大家应该懂得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泛民议员是清楚其中差异的，更何况他们当中不少是律师。既然如此，他们为何犯上这种低级错误，是被政治热浪冲昏了头脑？还是就像十多岁的年轻学生，在不知不觉之间竟然就成为街头冲突的暴动份子？
我在与部分泛民议员多年的交往中，深信他们大都是真实希望为香港人谋福利的从政者，亦没有任何违反国家安全的意图，其中一些是可以被定义为“爱国者”。他们一直以来都对“一国两制”寄予极大希望，但很可惜，由于过度沉醉在“民主自由”的狭隘理解中，完全忽略中央政府的多次警示，甚至在“两制”关系极端化过程中，被一些毫无底线思维的本土派和抗争派裹挟，失去主动，连自己一直反对的暴力和分离主义思想都不敢表达立场。虽然还不至于公开支持极端行为，但却在无意间踩过了红线，对暴力和“港独”表达了同情，本以为是策略之举，但到后来就变得身不由己。如此严重的政治挑衅，试问中央政府又如何可以接受或继续容忍？
中国和美国，甚至是整个西方阵营，都可能长时期进入一个相互重新认识的动荡周期。这不只是政治或经济的，而且牵涉到人类如何共处的大命题，是各种文明之间如何和谐共生，全球化如何走下去的历史课题。香港作为这两种文明和阵营之间的一个连接点，今天发生的事情只能够是沧海一粟，但通过对各种现象的综合，大家往往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以及香港前路面对的挑战。作为香港的从政者，如果只知道在自己的小水井中观看天空，又如何可以看得见天外有天，更不会知道自己的渺小。香港要实施的“一国两制”正好说明这个舞台的宽广，大家应该摆脱狭小的视域，极力跳出井外，尝试看看“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要真正展现的世界，而不是继续做那只青蛙。虽然青蛙变成皇子的童话故事并非不可能，但作为从政者，你能选择用童话故事来解释自己的政治行为吗？只有回归政治现实，认清自己的从政初心，才有资格考虑从政的道路，如果做不到，不如找份工作或者创业，做好养家糊口的分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