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赌王何鸿燊逝世 香港买办时代划上句号?

撰文: 评论编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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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赌王何鸿燊享98岁嵩寿而终,引来港澳陆三地关注。相比起珠三角大堆有钱人,何鸿燊的确甚为独特。首先其为昔日香港首富何东侄孙,家世显赫,有中西混血血统,本身已令其与众别不同。再加上其由取得澳门博彩专营权长达四十余年,雄霸濠江也加添其一份江湖气息。何鸿燊又爱出风头,时常亮相公众活动,极有表演欲,又经常口无遮拦,屡爆金句。最为外界触目,始终为其风流不羁,娶了四个老婆,膝下儿女亦成为传媒争相追访对象。其各房妻儿对其家产的争夺,亦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话。外界以一代传奇相称,也不为过。

何鸿燊祖父为香港富商何福,为英国殖民地政府早期委任入定例局的华人议员之一。何福兄长何东更为香港战前最有代表性的商人,由洋行买办出身。买办英文为“comprador”,源自萄语“comprar”(购买)之意,为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全球殖民扩张下的时代产物。而当时的欧洲人来到亚洲与当地人语言不通,无法做生意,一批精通多国语言,为双方充当翻译的买办阶层遂应运而生。何东之母施娣为华人女子,并与荷兰裔犹太商人何仕文诞下何东、何福两兄弟。两兄弟说得一口流利英语,很快便打入英国统治精英阶层,为洋行洋商提拔为首席买办,两人先后成为怡和买办及华总经理,累积巨富。

何福膝下儿孙亦成为各大洋行的买办,何世亮掌怡和、何世耀掌有利、何世亮掌沙宣、何世荣掌汇丰。至于何鸿燊之父何世光亦曾为沙宣及怡和买办,后来却因1929年经济大萧条而家道中落,不过亦无损何鸿燊凭其语言能力、显赫家世、人脉关系在战后澳门闯出一番事业。而在此华洋杂处的帝国边陲诞生的混血儿群体,互相通婚维持其身份地位及阶级利益,并在华洋两大族群间充当桥梁,既忠诚于殖民宗主国,又不放弃自身的中国人身份,正因拥有“双重身份”可为其左右逢源制造有利条件。此恰好亦是香港一直以来作为西方进入中国的大门,充当其文化、思想、商业汇聚交流的重要角色。

何家买办中西逢源

在西方殖民体制下,这些买办阶层自居华人代表,为华人风俗辩护,修正或抵挡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及改革,同时间此批高等华人亦极力维护宗主国在华的利益,抵抗民间的激进政治运动。如在1925年国共发动省港大罢工时,以何东为首的买办阶级便支持殖民政府以强硬手段对付工人,更创办《工商日报》发动舆论战分化工人,企图瓦解罢工。对此毛泽东便批评地主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并“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不过同时间此批买办阶层又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何东三子何世礼便在英国乌烈芝皇家军事学院受训后,回国受何东保送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其后更成为国军二级上将。

难以否定何世礼虽为混血儿的买办阶层出身,却是中国民族主义者。而何东亦十分关心中国时事,如孙文于1923年应时任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席的大子何世俭之邀,在港大演讲后跟何东促膝长谈。而何东亦表现出一副忧国忧民之心,如曾提倡并北上会游说各军阀“停战裁兵”,惜无功而还。“双重效忠”的本质,正正为此批买办阶层在中西之间如鱼得水的生存之道。此亦解释到为何香港沦陷何鸿燊身无分文逃到澳门时,要努力学日语及葡语,并攀附日本特别支部部长泽上校,供职日军出资的贸易行从广东进口粮食与燃料,赚到其人生第一桶金,更在战末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煤油供应商。

何鸿燊便明言:“我从来不觉得对亲日的中国人或者在澳门的日本人有任何恨意,对我来说,他们也就是人,他们作他们的,我做我的。”擅于跟政权打交道,亦令何鸿燊在商场上无往以不利。其在澳门广纳人脉,与葡国政府十分友好,又透过当地华人领袖、首任澳门特首何厚铧之父何贤跟中共建立关系。1961年何鸿燊更邀得与中共友好的地产大亨霍英东合组财团,投得澳门博彩专营权,从此开展其独霸赌业四十余年的成就。当霍英东在1984年卸任香港地产建设商会会长,何鸿燊之信德集团虽小规模但却继任会长,足见其江湖地位。而当港澳主权问题已成定局时,其亦挺身力撑港澳“回归”。

1921年,何鸿燊出生,他是香港名门望族何东家族的后人,是何东的侄孙,即是何东爵士弟弟何福的孙儿,而何鸿燊的曾祖父是犹太裔荷兰人,外曾祖父是英国血统,曾祖母与何东家族一样是中国广东宝安人。(视觉中国)

香港政商模式之转变

而北京在争取港澳工商界以令两地平稳过渡,澳门赌王亦自然是其重要目标之一。1984年12月18日,中英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何鸿燊便为其座上之宾。及后其又被委任为香港基本法咨委、澳门基本法草委副主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常委等公职。对于此批昔日被批为“附属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份子”,中共没有忽略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80、90年代中共将前英葡治下的统治精英、买办阶层、专业人士尽揽于麾下,亦是一种统战策略。而何鸿燊等将效忠对象由殖民地政府转移到北京,有如其当初攀附日方的目的,少不了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不过北京与这些买辨阶级的关系亦非一帆风顺,由于何鸿燊在澳门的势力过于雄厚令北京有所忌惮,90年代何鸿燊在澳门买地及投标等投资计划,曾出现因北京反对而意外落标。而何鸿燊在六四事件,港澳人心惶惶后,为了令港澳加上屏障区隔现状,竟提出主权移交后联合国在港澳建总部,并托管两地一百年如此天马行空甚至大逆不道的主张。而当澳门殖民政府1997年修订专营合约五年至2002年,亦惹来北京不满。2002年澳门特区政府开放赌权,引入外资瓜分澳门的赌业市场,何鸿燊的四十多年垄断澳门局面至此结束,似乎也暗暗象征着这个在殖民时代权倾一时的买办阶层,已是步向黄昏。

今天北京与西方打交道时,买办阶层仍有一定角色。如去年何鸿燊二房长女何超琼赴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北京立场力斥反修例示威者围堵机场、破坏公共设施,损害香港形象,恰如其曾伯公何东当年在省港大罢工的一役舆论战。然而习近平新时代下中央对香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昔日殖民地时代的“间接统治”模式不再,买办阶层之空间自然愈来愈狭小。外又有中美新冷战战云密布,华府因北京强立国安法威胁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皆令游走于中西之间左右逢源的买办阶级逐渐失去角色。或许何鸿燊之殁,不仅是一个传奇的终结,亦象征一代买办权贵的末落,今日之香港要适应的是更多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