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子女停课　妈妈更难做自己？

因为新冠疫情，香港学生自农历年假起一直停课至今，在5月下旬中、小学及幼稚园才逐步停课。众所周知，香港不少在职妈妈，平时兼顾家庭与工作已极不容易，在子女停课期间，更是大挑战。这个母亲节，是不是更应让我们反思香港社会是否“母亲友善”？

子女停课，家庭主妇的“工作量”突然大增，以往半天的自由时间变成了与子女“困兽斗”。对于在职妈妈，挑战同样很大。若能在家工作，她们要兼顾工作及子女；若然要上班，在工余时间也要为子女照顾学业及其他时间安排。虽然学校停课、补习班不开，但妈妈要应付的事情有增无减。

“母亲不友善”的香港

香港的妈妈不易做，向来都是人所共知，也是普遍现象。既是普遍，就不是个别母亲的时间分配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环境问题。例如须外出工作的妈妈几乎没有自我空间，以致育有0-14岁子女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往往最低。她们不想“榨干”自己，只能在事业和家庭中做出艰难抉择。

香港不仅产假较短，社会上儿童照顾存在支援数量匮乏，分布不均，且价格昂贵，服务时间不充足，只能让大部分妈妈“硬食”育儿全责。2018年，香港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为2岁以下幼儿而设的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也即是说，相对全港的99,800名同龄幼儿人口，只有不足2%可获得幼儿中心照顾服务。至于年龄稍大2-3岁幼儿有118,100名，但中心照顾服务名额数目也仅有30,900个。

此外，即使妈妈想就业，也要面对不少困难。《家庭岗位歧视条例》实施20年，公众对家庭岗位歧视的认识、职场对此的警觉度仍不容乐观，“要照顾年幼孩子的母亲”仍是最为常见的职场歧视对象。而且政府就职场弹性工时、产假以及幼儿服务等支援不足，也可能窒碍母亲就业。

年青妈妈待支援

另一方面，年青妈妈也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援。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与香港中文大学去年就24岁以下“年青妈妈”进行调查，发现她们非就业比例较一般妈妈高，约65%受访年青妈妈为全职母亲，有约33%受访者期望能做兼职有酬在家工作。

研究对照两个母亲组群数据，发现年青妈妈较一般妈妈更认同“自己现时的教育水平并不足够”、“育儿的责任使我无法进修/接受训练”、“有了孩子后，我感到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等。而学历较低、年青的妈妈一般又不会是白领中层或以上，以至难以有如在家工作、弹性工时般的机会，可能会更难兼顾家庭及工作需要。

以上种种难题，影响社会劳动人口结构。香港人口老化，生育率偏低，预计2027年劳动力人手短缺数目将达17万人，释放女性劳动力至关重要。再者，低收入住户中的母亲劳动率只及高收入的一半，令基层家庭生计及跨代贫穷等问题更难解决。可见若能解放母亲，获益的将会是整个社会。

这个母亲节在献上康乃馨的同时，我们更只要社会创造更好的支援服务、更弹性的职场环境、以及推动更平权的思想，“母亲”一词将不必与“牺牲”、“压榨”捆绑。女性亦不用一旦成为人妻、母亲，就只能被拘泥于家中的一方小天地，或只能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忍痛做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