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内地疫情受控　三大不足亟待检讨

新冠肺炎疫情由武汉扩展至全国后，经过中央统筹协调、医护无私付出，以及民众配合，内地现时已渡过最困难时刻，社会亦逐步恢复正常，如此“战果”实在得来不易。然而，疫情受控并不代表人们可以忘却昨天的苦痛，尤其要思考如何有效化解类似的传染病风险。不论政府和人民都必须反思，为何在受过“沙士”教训后，短短17年又再来一次？是否没有吸取当年的教训？疫症的爆发固然有不可控因素，但人的因素也十分关键，若不检讨并改正错误，那么包括李文亮医生在内的3,300多条人命只会白白牺牲。

野味播毒

今次疫情揭示内地的诸多不足，必须正视。港大学者袁国勇早前撰文批评中国人食用野味的习惯，事件不幸沦为一场有关“殖民种族主义”的口水战，内地网络舆论亦以政治斗争的角度批判袁教授，但与民众利益更贴身的问题──如何杜绝滥食和交易野味的陋习──反而未有引起足够讨论。

野味容易传播病毒是常识，事实上内地早就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只是决心不足。2004年，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列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议程，但当年8月28日推出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决定》只修改了围猎野生动物规定，并未触及禁食野味。

在很大程度上，内地已认识到当年修例的不足。今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观察，特别是在野味“产业”养活不少人的情况下，如何有序地革除陋习、协助有关人士“转行”，肯定是一大挑战。

呈报机制失机

另一问题是处理疫情的机制形同虚设。内地在“沙士”后建立“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理论上各地医生可在发现可疑个案后，适时上报中央，但今次疫情证明系统并未发挥预期作用。《纽约时报》早前报道，有医生因为新病毒不是原有的法定传染病，所以不懂得如何填报，他们甚至不知道系统中有“不明原因肺炎”一栏。在此情况下，内地部门错过最佳防控时间，无法在初期遏止疫情，最终酿成大错。当局必须反思，为什么这个呈报系统会如此中看不中用？更重要是在反思过后，建立真正有效的应对机制，最起码要为医生提供训练，教育他们正确使用系统。

地方官缺敏感度

其实，不单网络直报系统这个“硬件”失效，地方官员亦对疫情欠缺敏感度。根据公开资讯，早在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已经判断“这个病可能有传染性”，并且上报给医院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但地方官员“懒懒闲”。更令人不齿的是，湖北、武汉“两会”在1月5日至1月16日召开期间，居然没有通报新增病例，估计是有官员基于政治原因而刻意隐瞒疫情。直至1月20日钟南山“踢爆”真相前，武汉官员和国家卫健委专家依然声称疫情“可防可控”、“未发现明显人传人”。

疫情重创中国经济，各国亦受到波及。虽然中国通过“封城”、断绝交通等强硬手法战胜疫情，但代价不菲。现时内地抗疫之战取得阶段性成果，郁闷了几个月的民众或许已经松懈，甚至会因为觉得疫情“不堪回首”而不愿反思和总结教训，这无疑是令人担心的。

过去40多年，中国在经济民生等领域取得骄人成就，靠的是实事求是，从实践中自我完善。今次疫情揭示中国在疫情防控方面的重大缺点，这需要通过虚心检讨和改革来克服。若非如此，说不定中国会继“沙士”和新冠肺炎疫情后，将来受到另一次疫情打击，到时便追悔莫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