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武”走向极端　社会必须说不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周一（2日）会见传媒，简介去年的罪案情况，指出自去年中反修例风波爆发后罪案数字急升，当中不少涉及暴力行为，而且参与骚动人士更愈见激进，担心社会已露出恐怖主义的苗头。随反修例风波爆发，示威者愈见“勇武”已教人担心不已，若情势已渐升级至涉用如爆炸品、真枪等手段，政府及全社会均须严肃看待。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周一前往火炭探访驻守隔离营的警员后见会见传媒，指出2019年本港共发生59225宗罪案，比2018上升5000宗，升幅为9.2%，与暴力直接有关的案件，如刑事毁坏、纵火、暴动、防碍公众安全、起底等更达5,000多宗；他更指出网上宣传品由反修例风波早期呼吁出席游行文宣，演变成制造武器手册、甚至杀警指南，而且近月警方多次检获包括爆炸品、步枪，摇控炸弹等，提醒社会须提防本地恐怖主义。

“勇武”渐见走样

简而言之，恐怖主义为涉及危及人命及财产的严重暴力，更对公众人士或部分公众人士的健康或安全造成严重危险。无奈地，过去数月社会的确渐见符合以上定义的极端手段渐渐浮现。警方不时于私人场所中检获如爆炸品、枪械等的具高杀伤力的武器，惟一直未见有广泛使用，或许社会因而不以为然。但随警民冲突愈演愈烈，除了示威者使用汽油弹变得普遍，更具杀伤力的武器亦渐见应用，如于去年10月警方首次发现有针对警员的遥控土制炸弹，于12月大埔更发生枪击案，有一名男子继月初于桌行中检获真枪后，再因疑发射子弹被捕。

更甚者，近月疫情爆发，有不法分子亦疑企图利用极端行为要胁政府“封关”。今年1月，明爱医院男厕和油麻地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接连发生疑似厕所爆炸案，同日有人于社交媒体Telegram承认与明爱医院男厕疑炸弹案有关，并以此要求医护人员罢工，更指将有针对关口的下一步行动，而翌日深圳湾口岸垃圾桶亦发现疑似爆炸装置，其后同样有人于Telegram频道承认策动事件，并扬言“深圳湾口岸只系个开始”，要求港府封关并执行“确实的抗疫措施”，甚至亦威胁将会破坏来往中国的铁路及干道。当然，案件背后动机是否与迫令政府妥协有关，仍要警方调查，惟其行动本身已足够引起忧虑。

阻止极端行为擡头　市民政府均有责

在文明社会中，以暴力手段企图达成特定目的是不能接受的， 更可况是对公众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极端行为，再祟高的理由也不能为此开脱。以不少港人历历在目的六七暴动为例，当年示威者岂不是以“反英抗暴”般的祟高目标作出抗争？起初其行动更广获社会的支持、体谅，惟其后旷日持久的暴力、以及如出现土制炸弹、“火烧林彬”般的变质极端行为出现，示威者不但未能实践理想，却是赔上社会安宁、甚至他人性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眼下示威者必须引以为诫，不可让历史重演，而社会亦不可一直为此“噤声”，理应与极端行为果断“割席”，不可让“勇武”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

当然，政府要有效“止暴制乱”，亦不能止于口号。近日警民街头冲突重现，足证反修例风波未了，只要社会撕裂、对立依然存在，极端行为只会继续出现、恶化。然而港府现因疫情需要，“暂缓”筹组独立检讨委员会的工作，做法虽可谅解，惟要正视民怨所在，政府始终不得怠慢修补社会撕裂的工作。政府必须承咨在疫情过后从速再展开有关工作，而且并止步于“检讨”，正如《香港01》一直倡议，政府就反修例风波同时成立“冲突检讨委员会”、“深层次改革委员会”及“特赦与和解委员会”化解冲突，在找出冲突成因之外，亦须凝聚社会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