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亲吻清真寺令伊朗疫情失控？

近日网上流传短片，有伊朗人在清真寺亲吻闸门，引起广泛讨论。自伊朗库姆市（Qom）上月中旬录得首宗确诊病例后，该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俗称武汉肺炎）疫情愈见恶化，不但政府高官相继确诊，病毒亦传到黎巴嫩、卡塔尔等地，令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爆发的源头。问题到底出了在哪？

截至周一（3月2日），伊朗共录得1501宗确诊新冠肺炎，至少66人染病死亡，死亡率是为全球最高之余，死亡人数亦是中国以外最多。伊朗疫情的严峻概况，还可见于数名政界要员确诊，包括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Iraj Harirchi）、副总统埃卜特卡尔（Masoumeh Ebtekar），而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顾问米尔穆哈马迪（Mohammad Mirmohammadi）更因感染新冠肺炎不治辞世，故社会自然对德黑兰领导的防疫工作大感忧虑。

最高领袖顾问不治

一如韩国和意大利成为“疫区”的过程，伊朗在确诊首宗个案后的预防措施，不单未有提高民众的警觉性，反更抱有“佛系心态”，以不变应万变。纵然伊朗早在2月19日便公开库姆市的染病死亡个案，而接着两日亦有从伊朗前往加拿大和黎巴嫩的旅客对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但德黑兰除了被动地遭邻国阿富汗、亚美尼亚、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封关外，却没有提出任何措施对应潜在爆发的可能性。

德黑兰在处理疫情上致命失误，大概可反映于库姆市的防疫工作。首先，自库姆市确诊首例后，卫生部不但拒绝在市内或周边设立隔离营，反而荒谬地形容此举过时，使各部门未能及时识别、隔离和治疗曾与带菌者毒接触的民众。其次，尽管卫生部曾要求关闭库姆的宗教地标，但由于该市为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掌管宗教的官员在哈梅内伊背书下，拒绝遵从卫生部的要求，结果让成千上万朝圣者和游客继续聚集在宗教场所附近，大增病毒传播的机会。

官员人民俱乏警觉

防疫工作的成败不但取决于政府的反应，同时亦须依靠民众的自律。尽管伊朗近日已宣布停课，医院渐见不胜负荷，但在危难时候，仍有报导指库姆的教徒无惧怕病毒风险，于清真寺崇拜时继续保有亲吻清真寺的礼节。外界难以估算这种反科学的防疫观念只是个别例子，还是普遍的社会或宗教观念，但若然不少教徒真诚相信宗教虔诚可以是新冠肺炎的“抗体”，当局的防疫工作自然会事倍功半。

美国制裁影响援助

上述点出的只是疫情肇始的失误，其后伊朗的防疫工作还面对外交上的掣肘，且非其能力可控范围之内。世卫目前已向伊朗发送7.5吨医疗用品，以支持15,000名医护人员的工作，但不少伊朗人仍担心设备不足。如同伊朗医疗设备进口商协会的董事局成员Ramin Fallah表示，虽然“许多国际公司已准备向伊朗提供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但由于该国正因发展核武而被美国经济制裁，令不少公司“不能汇款”到境外完成交易。即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强调美国愿意向伊朗提供人道援助，但现实上确有不少企业不愿冒险违反华府的禁令，结果亦徒添了防疫的难度和时间。

汲取经验往往能提升一个社会的防疫能力。迄今香港确诊的数字仍处于较低水平，某程度上是民众汲取2003年SARS惨痛教训后，防疫意识高涨。然而，伊朗即使在上世纪曾出现疫症，至今的防疫工程未见显著进步。1904年，霍乱随着大批伊拉克什叶派朝圣者席卷伊朗，德黑兰本是要试图限制圣地开放来防止病毒传播，惟当时的最高宗教领袖大阿亚图拉（Grand Ayatollah）却以阻止信徒履行宗教职责为由，拒绝关门，最终未能阻止霍乱蔓延至全国。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后续更引发连场的示威抗议，埋下1906年“波斯立宪革命”的种子，短暂地中断了伊朗的君主专政。观乎各国防疫的经验，个中失误之处大同小异，惟差别却是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以及误判后的补救措施能否追上病毒的传播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