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港超联无场踢　康文署安排可更弹性

新型肺炎肆虐，社会上下牵连甚广，本地职业运动均不能幸免。自上月尾政府宣布暂停开放康文署的运动场设施，本地职业足球联赛（特别是港超联）因而难以运作，不论在球队训练及作赛上均大受影响。无疑，非常时期下各界须作多迁就、共渡时艰，但港超联球会于疫症下面对的困难，亦折射出政府对职业足球欠缺重视。

为配合政府的防疫计划，康文署自1月底暂停开放署方的运动场及文康设施，同时足总亦一度宣布暂停所有赛事、训练及活动，直至康文署场地重新开启。但由于赛期紧张，足总与不少球会均希望尽力维持于5月底完成赛季，足总于2月6日公布复赛，原定于本月初举行的菁英杯分组赛推迟至11日起于将军澳足球训练中心（FTC）陆续闭门复赛，而港超联则暂定于3月1日在旺角大球场复赛。

一场多用 问题不少

本地职业球会除杰志外并无自家训练基地，故必须依赖康文署辖下球场，本已须与街外人及业余人士“争场”，疫症下的安排更令他们的处境更为尴尬。随政府宣布“封场”，为让职业球会有场地训练起见，足总宣布将有限度开放FTC让港超联队伍作训练之用。结果可想而知，在非比赛日子可有多达4队球队于同一时间在FTC操练，即使说更衣室、健身房等设施可勉强轮用，但球会间却难以避免在彼此之间公开操练内容，导致毫无私隐可言，惟球队却在无可奈何下须在此操练。即使说现时乃为非常时期，但此般不堪处境，实在难言为职业联赛应有的安排。

另外，康文署封场后，足总为追赶球赛进度决定以FTC作闭门复赛。毋庸置疑，作为训练场地的FTC并非为职业对赛而建，设施自然有所不足，更何况球场须在加紧赛程下在短时间内供多支球队使用，场地质素有所影响之余，球员更须“争用”更衣室设施，由于训练中心内只有4个更衣室，而且考虑到训练中心同时有球队作操练，故足总只开放其中两个更衣室供作赛球队使用；更甚者，有个别球场因远离更衣室，球队难以在半场返到更衣室休息及商讨战术。有最近在此作赛的球员直言有像“踢友谊赛”、“参加训练营”的感觉，惟现实却是参加正式比赛。

同样重要的是，在疫情愈见严重下，在FTC集中作赛的做法亦较人忧虑。毕竟足球比赛涉大量的身体接触，即使足总安排比赛闭门进行，仅开放予传媒、所有参赛球队之嘉宾及职球员入内，并要求进出人士须跟随足总订立的卫生防疫措施，但球赛进行本身就具一定的卫生风险，更不用说多支球队在短时间内在同一场地进行训练、比赛。如足总医药委员会主席容树恒医生所言，4队球队逼在训练中心闭门作赛从防疫角度来看的确并不理想。

政府、足总难辞其咎

香港职业足球联赛须狼狈作赛、训练，实失去作为职业运动员应有的尊严，就此政府对香港足运欠缺支持自然是主因。撇除本地供职业球会训练的场地严重不足，政府至少可在疫情蔓延时期特事特办，为职业足运有限度开放康文署场地，惟政府却未能弹性处理，民政事务局坚持于足总场地举行比赛，只让足总自行加强管理，有如将维持赛事进行、甚至防疫责任全然推卸予足总身上，这试问如何教人看见港府对本地足运发展的承担？

当然，足总责任亦不容忽视。近日10支港超联球会同意，如联赛未能在正常场地举行，将会进行“罢踢”。杰志足球会主席伍健解释这并非工业行动，只是希望能促使足总能代为向政府争取。向政府就足运提供意见正是足总的责任，惟球会须越俎代庖，以“罢踢”直接向政府发声，正是足总的“无能”所致。据罗杰承所言，过去足总不但跟从政府呼吁取消所有会议，教他不能向足总反映球会意见，而在此前的会议上，足总更称一切由政府决定，故由此看来足总的工作无疑教人失望。

政府支持足运不能只说空话，否则再制定多几个五年计划均只会徒劳无功。当务之急，政府必须尽快为港超联因时制宜，协调能否有限度开放康文署场地。如容树恒医生所建议，政府应弹性安排港超联每周用三个康文署场地比赛，才可分散人流，以助防疫，而非单纯安排所有对赛训练于足总场地进行。当然，疫情或可能有意外发展，足总亦须作出最坏打算，如研究于疫情进一步变坏下索性提早结束赛季。这无疑对职业球会影响极大，但足总亦须以球员健康为重，如疫情严重至此，勉强进行球季亦非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