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亡羊补牢 七点建议｜于品海
经过持续七个多月的反修例风波，社会普遍对政府的工作非常不满。这一次新型冠状病毒引致的肺炎疫情，本可以成为政府展现治理能力、扭转反修例风波颓势的机会，但情况看似并不理想，不少市民都在质问，为什么政府会如此无能？这是香港人必须关心的议题，因为它与自己的生活与未来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说反修例风波是一次政治性很强的事件，涉及如何就政策好坏与市民沟通，那么以公务员为主的政府团队不习惯应对或许还可以勉强被理解，新冠肺炎纯属公共卫生危机，公务员既打过沙士（SARS）战役，香港医疗体系的实力在亚洲又算是首屈一指，却依然发生如此狼狈情况，就无法不让人失望。市民对政府的无能百思不得其解，甚至怀疑这是否同一个曾经让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施政团队。
最直接的案例就是近期经常困扰市民的防疫口罩，为什么香港社会一早注意到疫情来袭，却无法获得足够口罩？内地缺乏口罩，那是因为人口规模实在太大，而当内地自身供不应求，也就难以支援香港，反过来，香港也不应该向内地要求帮助。市民需要知道的是，香港是最早知悉内地疫情变化的地区之一，为什么政府没有及时补充装备，这是缺乏管理机制还是掉以轻心、反应迟钝？如果“全面封关”极具争议，采购口罩绝对不是，而且完全属于政府能力范围之内。听说有人曾经认为市场可以满足口罩需求，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然而，香港这个“自由港”不是讽刺地实施过限制内地人采购奶粉的政策吗？既然如此，特事特办并非不可能。再者，口罩供应不足是一回事，价格飙升是另一回事，政府竟然毫无作为，是因为教条地坚持自由经济，还是官僚无能达到极致，用自由经济政策来搪塞了事？
初步剖析这次疫情管理，可从以下几个角度审视港府在哪些领域有所不足，亡羊补牢。
一：应对机制须有效运作
十七年前香港发生过一次严重公共卫生事故，政府当时似乎汲取了教训，事后制定了应对机制，以求一旦类似事故再次发生，香港能做好准备应对新的疫情。2003年的SARS危机，很能说明香港需建立公共卫生防御机制，包括事故发生时的应对流程、如何组织专业人手、资源与装备的后勤补给、相应的行政措施、领导及决策机制，甚至相应的立法支持。SARS之后，政府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检讨，并采纳建议，成立卫生防护中心及制订由食物及卫生局局长担任主席的应变机制。今次疫情爆发后，政府虽按此启动机制，但反应速度与决策能力成疑，未能因应疫情适时升级应变措施，完全不足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且市民无法得知政府在这方面的部署，甚至以为政府“无为而治”，不认真防疫。一个现代社会应具备完整和全面的社会治理机制，特别是在危机面前，这个机制必须有效运作，而不是徒有制度而没有执行能力。SARS时香港政府没有做好准备，现时仍在与疫症打仗的我们，不应该再错多一次。
二：建资源装备补给制度
因应这种公共卫生危机，香港必须建立资源与装备的补给制度。这不只是常规性的后备补给，还要是危机性补给，能应付重大事故。就以隔离营的部署为例，康文署辖下的鲤鱼门度假村及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适合用作隔离营，在SARS、猪流感爆发期间亦曾作为隔离中心，但两、三个营舍不足以应对重大危机，问题在此次肺炎疫情表露无遗。而且，香港政府虽然有征用机制，但连基本选址清单也没制订，以致不断出错。若政府预早选定十多个远离市区的度假村和居住用地，甚至提早建设，注明是在公共卫生危机时作为隔离或检疫中心，一旦发生事故即时征用，就不会如此措手不及。这些设施平时可作度假村经营，根本不会浪费。对于口罩及其他医疗用品，也应做好紧急时期规划，包括建立储备仓库、与特定商家签订远程订购协议，甚至设定备用生产场地，等等。就像世界各国的石油储备计划，或如内地的粮食储备计划。危机储备制度是任何社会都应该建立的常规机制，香港怎能例外？
三：设口岸人流管理机制
SARS的经验告诉我们，外部传入的传染病比本地发生的传染病几率高很多，特别是来自内地。由于生活习惯与卫生环境等因素，广东省仍是有较大机会发生如SARS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地区。香港毗邻广东，两地人流交往频密，特别需要注意。既然如此，危机应对方案必然包括管理两地人员流动的机制，而且并不复杂——香港13个出入境口岸中，有8个只连接内地，4个连接内地澳门，余下的机场通往国际。根据《基本法》的规定，香港根据需要对这些口岸进行管理。既然如此，政府应该建立机制，当遇到紧急情况时，人流和口岸管理机制即时启动，让港人能够清晰其作用及管理方法，不容谣言和政治误导有机会起作用。SARS后香港建立了与内地的疫情通报机制，却没有制订公共卫生危机期间的出入境管制安排，猪流感期间限制发烧者出入境的做法，对今次潜伏期长且病征不明显的新冠肺炎亦不管用，以致霎时间所有人都变成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专家，造成混乱。口岸或人流管理是一门科学，绝对不是声大就是权威，更不应该通过罢工去胁迫政府，但如果政府未能及早制订有说服力的政策或作出说明，当然会被其他声音混淆，而且只能怪责自己准备功夫没有做好。
四：领导有力才能安民心
任何危急状况都要求领导力，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政府与医疗专家是提供领导力的主要来源。但在民主自由社会，各种民间声音亦会在这个时期一哄而起，其中一些甚至是意在抢夺话语权，很容易会干扰政府的指挥，必须警惕。当然，政府的沟通做得好，干扰便不会成功。如何做到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同时避免发生错误资讯引致恐慌，就成为衡量政府工作能力的关键。香港设有三级应变机制，政府在紧急级别时成立抗疫督导委员会，由特首领导，但它究竟如何“督导”、如何“抗疫”，并没有引起市民足够注意，更看不见任何领导力，无法提升市民的信心。市民普遍认为它只是另一个政府机构，专家们只是顾问。我们经常听到包括袁国勇教授和梁卓伟院长的声音，但他们的发言更似是公共卫生的KOL，与其他专家和医生差不多，尽管他们是特首在督导委员会咨询的专家，但大家却不知道他们是否代表政府的观点。委员会下属的四个工作小组都是由司局级官员统领，但其中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和政制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抗疫战里几乎不见踪影，大家又如何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取信心？市民在危机关头缺乏信心，必然秩序大乱，怨言亦会随之不断滋生。
五：掌握资讯作有效沟通
有效的资讯传播与社会沟通是任何紧急公共卫生事故的关键管理手段，传染病这种高知识含量事故更是如此，以免恐慌扭曲疫情管理的部署。在香港如此政治化的社会，夸大恐慌已经是某些政治群体的常见操作。在社交媒体盛行及社会撕裂如此严重的今天，有效掌握资讯和话语权，是打赢抗疫战的必要条件。防疫期间，政府自诩发了数十份新闻稿，却不知道他们的声音进不了社会。对于官员而言，发新闻稿及出席记者会或许是工作绩效指标，但对于市民来说，这无法让他们感到安心。市民因为谣言而抢购日用品，便说明政府无法主导发布消息，建立不了权威性。这是官员应该即时汲取的教训。如何做到既尊重言论自由，但又要确保假资讯不至于成为主流，甚至通过法律高效制裁那些利用假资讯破坏社会稳定的肇事者，显然是需要考虑的。
六：培育公共卫生管理人才
香港的医疗专业对传染病是否有足够认识，香港是否有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的培训与储备制度，都是需检讨的问题。这既要审视香港专业医疗教育体系的适切性，亦针对在日常工作中香港医疗体系如何集聚专业公共卫生人才。公共医疗卫生管理与危机应对是非常专业的学科，不只是针对危机发生时的应对，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好防御危机爆发的制度建设。香港公营医疗体系负荷过重，前线医护担心会在肺炎疫情冲击下“爆煲”，说明我们欠缺足够的医疗管理专业人才，应及早检讨。对于医护行业，应强化危机管理意识，一旦发生事故，能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才队伍应对，并承担领导角色。医管局及食卫局均有责任确保医疗体系有效运作，即使在疫症当前，医护人员也不会被恐慌牵着走，亦不至于坐看公共卫生危机政治化。香港应该成为世界医疗服务水准最高的地区，这既是本地社会需要，亦应该成为香港年轻人未来的选择，更可以支持香港发展高产值的新兴服务行业，公共卫生管理应该是这种产业和人才发展的一个组成部份。
七：完善公共卫生危机法例
根据目前的进展及对未来的预见，香港应该完善公共卫生危机的法例，包括法例的应用及执行情况。目前香港已有《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政府可依此订立附属规例，管制入境，动用财政资源，征用私人设施，就某种与抗疫相关资讯进行规管，引入外部医疗资源，限制某些公共服务或加快提供某种公共服务的权力，以及针对人员流动管理，包括为隔离或强制收押提供法律依据等。但政府看似后知后觉，未能善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应对疫情，在不征用及统购口罩的决定上，更显得墨守成规。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危机管理是由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并应该获得认同及肯定。正所谓大敌当前，社会必须群策群力，严肃应对，但一些人却在政治抽水，如元朗区议会竟然在决议中要求警务处长到武汉抗疫，水准如此低，真是贻笑大方。
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危机是无法避免的，危机的定义本身就包含其无法预测的事实。然而，无法预测并不等同毫无准备，积谷防饥、有备无患，这既是传统认识，亦是科学之所在，现代社会治理就应该在这方面有充分发展。可惜事实并非如此。香港这一次面对的新型肺炎既是天灾，亦是人祸，更是审视香港是否具备抗击公共卫生危机的体系与能力，批评政府是容易的，但科学与专业认识及评价事件的管理与应对，寻找改善之处，提升制度应对实力，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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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节录自第200期《香港01》周报（2020年2月10日）《亡羊补牢 七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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