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新型肺炎疫情未明 港府须化被动为主动
踏入2020年的第一天，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传染病监测室证实：武汉出现27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其中7个病例严重，病危个案占比高。翌日（1月2日），香港医管局也报称，屯门医院亦于周二（12月31日）接获一宗曾到过武汉的有上呼吸道征状的个案。
周二晚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与袁国勇等专家出席记者会，宣布三项措施，包括于出入境口岸加强健康监察，转介怀疑个案到公立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提高前线医护人员提高警觉，安排怀疑个案接受隔离治疗，及尽快安排化验测试；以及致函各私家医生及医院，加强留意及转介。政府此次反应迅速，汲取了2003年沙士（SARS）一役的惨痛教训。但新的肺炎警号也将是对特区政府十六年来防疫成果的检验：沙士所揭示的香港公共卫生防疫的漏洞，如今是否都已修补，是否足以应付此次潜在的危机？
沙士后的检讨及反思，无疑帮助香港改善了检疫防疫机制。《调查政府与医院管理局对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爆发的处理手法专责委员会报告》（下称专责报告）提到，沙士策略的一大失误在于时任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未能及时把新的疫症纳入《检疫及防疫条例》的附表中，错失了条例赋予卫生署署长做出紧急安排的时机。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对这种疾病发出紧急旅游警告，然而陈冯富珍直到3月26日才意识到需要将沙士列入《检疫及防疫条例》，以行使紧急调动和部署的权力。
这一点在日后有所改善，比如2009年3月，人类猪流感在墨西哥爆发。当5月1日香港确诊首例个案后，卫生署立即引用《检疫防疫条例》，将患者居住过的酒店封锁7日以作隔离，感染学童就读的学校立即停课14日，并指定玛嘉烈医院作为传染病隔离中心等，成功防止了疫症在社区爆发，将死亡人数控制在15人。
又比如中东呼吸综合症（俗称新沙士/MERS），早在2012年卫生署已设立“中东呼吸综合症应变机制”，根据疫情流行程度，设定“戒备”、“严重”及“紧急”三个级别作相应措施。因此当2015年新沙士爆发，一名感染新沙士的韩国男子取道香港时，港府马上宣布启动一系列的应变措拖。并迅速在爆发疫情期间，由保安局向韩国发出红色旅游警示，以减少香港人前往疫区染病的机会。此次疫情情况尚不明朗，若有需要时，政府能延续之前的作法，果决将其纳入《检疫防疫条例》附表，才可谓尽责。
沙士后中港通报机制
专责报告更指出，沙士揭露的另一个防疫隐患在于传染病通报机制。由于当年内地与香港的通报机制不成熟，沙士由内地传入。有鉴于此，香港政府与内地改善了传染病通报机制，规定每月粤港澳三地交换有关须呈报疾病的资料，并且透过电话及传真沟通，预防传染病。2005年香港与中国卫生部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签署了《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的合作协定》。2006年，香港政府又与广东省卫生厅和澳门卫生局签订《粤港澳三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合作协议》。这些协议都协助各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疫情的资讯通报、应急处置的协调联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的技术、培训及科研、监测与预警等方面加强合作和交流，提高联防联控之能力。
此后，香港卫生署每月均能接到国家卫生部发出的内地传染病，及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影响的疾病爆发情况的资料撮要。这让香港能够在内地疫症爆发时，控制在港的传播情况。比如2005年10月浙江省的霍乱、和7、8月四川省的猪链球菌感染，2006年在湖南省和安徽省爆发的禽流感个案等，都没有让香港成为疫区，且获提供有关资料加强防治。
然而这种通报机制仍有改善的空间。前立法会医学界议员梁家骝就质疑过通报机制的可信程度，认为若内地政府隐瞒，那么公众和港府也只能处于被动。正如2005年内地出现属于国家规定的二十七种甲级及乙级传染病中的“流行性脑膜炎”疫情，然而疫情大规模爆发地安徽省并没有及时向国家卫生部通报，香港卫生署也就没有得到及时报告。直到邻近的广东也出现该疫症，并引致多人死亡而被香港媒体报导后， 香港才开始着手防治。
当局须重视软性情报
公民党议员郭家麒及民主党刘慧卿亦曾质疑通报机制是否可信，认为不应只依赖内地公布消息，而要化被动为主动，修补现行通报机制的不足，比如更主动积极地在有疫情出现时推动健康申报措施。想要在检疫防疫工作中处于更主动的位置，卫生署也必须重视“软性情报”，即媒体、互联网、学术及其他渠道的信息交换、汇集与分析。专责报告更指出，沙士期间，正因卫生署未有充分重视广东2003年1至2月的疫情“软性情报”，而错失了提早防治的机会。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等待每月的传染病通报未必够及时、准确，“软性情报”也就在香港的防疫工作中显得更为重要。
除了“软性情报”，政府亦因更主动由其他渠道获取疫情信息，包括派人到疫区了解情况，掌握更多资料。沙士专责报告指出，2003年2月，卫生署副署长梁柏贤曾考虑派遣人员到广东做了解，可惜后无下文，也错失了掌握资讯和防治的先机。
此次，武汉疫情同样现在网络掀起关注，且目前对于疫情的资讯十分欠缺。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栢良在电台节目表示，因为现阶段未知是否有机会已出现爆发，以及引发的病毒为何，病例详细资讯欠缺（如当中多少个案涉及同一家庭成员、多少在湿街市染病）等，让防疫工作充满挑战，包括不能确定传播渠道，无法予以针对性防治措施。因此，卫生署此次会如何跟进，是继续被动等待通报机制下的官方信息，还是会重视利用“软性情报”做出相应措施，以及会否派人员上去迅速、主动地掌握更多信息，都是能否守住香港防疫大门的关键。
监测及资讯公布应做得更多
再者，政府主动、积极地了解并发布疫症信息，不仅能够做好防疫工作，更能安稳民心。现时，此种肺炎已经引起香港市民的广泛关注，议员也纷纷督促政府做好防疫把关。民主党屯门兆康区议员陈树英在facebook刊登一封18区区议员的联署信，要求卫生署署长陈汉仪采取措施以下防疫措施，包括公开受感染地区及病人数目，让公众了解疫情进展；同时要求政府公开每日港口需要隔离病患者的数字及相关资讯，如隔离病患者所到之处、来港时间等，监测香港防疫情况等。政府应虚心听取，积极回应，回应公众的关注与督促不仅能够加强防疫的把关，更能避免社会陷入恐慌。
2003年，沙士夺去299条宝贵生命，揭露了香港检疫防疫工作不堪一击。这一悲剧引起社会重视卫生，也因此带来了不少的反思。面对这些漏洞，香港和内地予以了一定的回应。然而随著人员流通的加速，这些回应并不能完全回应现时的公共卫生需求。此次不明原因的肺炎唤醒不少市民对沙士的恐慌，而这也将成为政府的警钟，提醒政府务必更主动地修补防疫工作的漏洞，与时俱进地检讨防疫系统，勿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