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银行假仍未划一　政府不应再假手劳顾会

周三（18日），劳工顾问委员会（下称“劳顾会”）讨论划一假期，在劳资两方各执一词下，会议最终亦无达成任何共识。本港作为发展成熟的经济体，却在劳工保障上远远落后，如同早年的标准工时、男士侍产假等讨论，个中原因，与劳顾会的制度设计甚有关联。若港府真的有意提升劳工保障，须摒弃现时“中间人”的角色，走到幕前推动政策改革。

现时，打工仔的假期可分为法定假期（劳工假）和公众假期（银行假）两类。前者是根据《雇佣条例》（第57章）所订，即雇员不论其服务年资长短，均可享有每年12天法定假日；而后者则是根据《公众假期条例》制订，即除了星期日外，每年打工仔可享有17天的公众假期，所有银行、教育机构、公共机构办事处及政府部门须遵守（也有不少私营企业自愿实行银行假）。可是，即便现有不少白领劳工可享有17天的公众假期，但同时大量蓝领劳工只享12天的法定假日，职业有如“分贵贱”。

劳资各执一词

在划一假期讨论上，资方代表、工业总会主席郭振华认为，假期日数应交由市场原则决定，并引用近月疲弱的经济数据，来强调划一假期对资方的负面影响。劳方代表、工联会的邓家彪虽然认同本港经济转趋严峻，但同时亦强调政府须承担责任，牵头推动改革，一如政府早前宣布明年四月起，非公务员合约员工可享每年17日的公众假期。不过，在两方各执一词下，会议最终再度胶著收场。

资方反对增加法定假日的取态，其原因不外乎成本上升。据政府的假期调查预测（但2011年第二季后再无更新），将劳工假和银行假调整至看齐水平，每年的额外成本为18.3亿元，使至有不少中小型企业的雇主不但觉得难以承受，同时亦或会削弱本港的竞争力。可是，除了目前已有研究证明，增加法定假期与生产力并非必然呈反向关系，改善劳工待遇亦有不少非金钱能够量度的优点，如促进假日消费、提升员工士气、减低因工受伤的机会等，故在讨论法定假日的日数时，理应与整体雇佣环境一并检视。

劳顾会流于讨论

尽管政府自2006年起已推行五天工作周，但本港打工仔的工作时间在全球仍是数一数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及各地政府的统计数字，2018年香港的每周平均工作时数为42小时，只是仅次于新加坡，却远较大部分先进地方，如德国（35小时）、英国（36小时）和美国（37小时）为长。更甚是，极长工时的情况主要集中在未能享受银行假的行业，如保安、物业管理、安老院舍和饮食界别。故此，在标准工时长年议而不决的状况下，划一假期确实有助缓解劳工遭双重剥削的现况。

要解决劳工保障不足的问题，终归还须正视劳顾会的制度缺陷。劳顾会作为非法定组织，一般会就劳工事务向劳工处处长提供意见，而组织由劳工处处长出任主席，共有12名非官方委员，分别由雇主及雇员各派六名代表出任。从过往的经验看来，不少劳工政策如标准工时和男士侍产假等，政府都会咨询劳顾会的意见，才考虑呈上立法会审议。

在看似公平的制度设计上，劳顾会的实际效用却犹如“城市论坛”，通常都难以就劳工议题达成共识。纵然劳资两方各占委员数量一半，势力看似均等，但以企业利润为依归的资方代表，其既定立场不但反对任何提升劳工权益的建议，更常会以“拖字诀”应对，情况一如标准工时和超时补水多年来仍流于“讨论阶段”。是以，若政府续依靠存有先天缺陷的劳顾会“达成共识”，才下定决心推动劳工权益改革，其结果也是像过去廿年般寸步难行。反之，在劳资两方各执一词下，港府更理跳出“中间人”的角色，主动审视劳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引领舆论走向，这才能真正使工人受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