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恐怖分子伦敦桥施袭　英式“再教育营”未抓重点

上周五（11月29日），英国伦敦桥附近发生致命斩人案，造成三人死亡，包括行凶者奥斯曼汗（Usman Khan）。由于凶徒曾因串谋发动恐袭而被判刑，其犯案之时的“自由身”只算是有条件获释。事后，英国警方不但将案件列作恐怖主义活动，同时也引起朝野重新关注司法系统的处理手法。
然而，不论是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提出以更强硬的手法处理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或是工党党魁科尔宾（Jeremy Corbyn）尝试把焦点转移至保守党削减惩教部门的经费，两者的言论皆忽视了“去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政策中，协助恐怖分子重新融入社会的关键。

英国将于本月12日举行大选，各路人马均积极造势，连带伦敦桥的斩人案也特别引起关注和反响。首相约翰逊除了对事件感到愤怒外，也表明未来的司法改革，应限制所有被定罪的恐怖分子要完成刑期方能获释。同时，他亦期望采用更强硬的手法，包括增聘两万名警员和兴建更多监狱，填补现时的制度不足。在野的科尔宾则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并试图将恐袭归咎于预算削减。可是，奥斯曼汗的假释条件之一，就是参与了当局为前恐怖分子打造的“囚犯改造学习班”（Desistance and Disengagement Programme，DDP）。因此，斩人案衍生出的问题不仅是何解奥斯曼汗能在警方监控下作案，而是在于DDP的“改造成效”。

“囚犯学习班”效果成疑

内政部自2016年10月推行的DDP计划，提供密集式、“量身定制”的措施，包括有导师提供心理、神学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和建议，以根绝恐怖分子走上激进化的驱动因素，增强思想的抵御能力。可是，没有人会轻信将恐怖分子关进天牢后，犯人便会自动地摒弃激进思想，重投社会。从鲁德洛（Lewis Ludlow）去年因策划牛津街恐袭而入狱，以及是次奥斯曼汗两案看来，即便DDP计划仍属起步阶段，却难以洗脱外界对计划成效的质疑。

尽管英国当局没有对外公布DDP的执行细则，惟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所办的“学习班”，其失败经验亦有借鉴之用。2016年，法国时任总理瓦尔斯（Manuel Valls）曾拨款逾一亿美元，支持一个去激进化思想的实验，并寄望该中心能使法国的极端分子，能变回一个无威胁公民，但仅在五个月后却被中止。当时，除了面对当区居民的反对外，该国亦有官员和专家指出计划难成大器的原因。

正视恐怖分子心理需要

首先，尽管法国当局特聘了心理学家，希望根绝思想激进化的心理成因，但该模式却过分侧重意识形态，并试图用世俗的“反事实”（即对已发生的事件在心理上给予假设性否定）来取替极端主义。其次，该计划倾重灌输西方的民族主义来取代植根于伊斯兰教的身份认同，但某程度上，虽说世俗主义是法国长期奉行的社会制度，但此举也限制了穆斯林遵守伊斯兰教义的空间，或令他们难以融入社会。

心理学家Arie Kruglanski和David Webber认为，去激进化的计划理应尽可能针对个人的“缺陷”设计。透过分析前恐怖分子的心理需求，言谈叙述和人际网络，重新定向这些潜藏的欲望，诱导他们朝着更积极和意义的目标改进。例如，2009年斯里兰卡内战过后，时任总统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曾参照上述的方法学，将泰米尔之虎（LTTE）的成员送进拘留中心，并用“六管齐下”的方法，梳理LTTE的成员在教育、职业、精神、娱乐、社会文化和家庭方面的问题。据后续Kruglanski和Webber等学者的评估发现，601名计划参与者对极端主义的关注，的确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减少。

自上世纪末，恐怖主义活动成为欧美国内安全的头号隐患，诸国都难以提出一套全面且有效的方法化解极端主义。但如同毛泽东所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故恐怖分子以死相谏，自有其可被解释的科学原因。尽管有不少人认为恐怖分子理应被视作不可原谅的敌人，但从心理而言，他们只是跟平常人一样，会对外界不同的条件而做出相对的反应。即使向恐怖分子提供“囚犯改造学习班”，并非根绝极端思想的万能药，但这不仅是去激进化的要点之一，也是约翰逊和科尔宾的失焦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