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不应将大学政治化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及学校高层早前与学生和职员就反修例示威问题召开对话会，期间有学生投诉被警方不文明对待，更严重者更指遭到性侵。与学生对谈过后，他上周五（18日）发公开信，表示关心被捕学生遭不公平对待，并去信特首希望跟进。发信之后，段却连番遭到本地建制派与内地官媒笔伐，指他“无腰骨”跟着学生随波逐流。香港深陷政治争议之时，连大学也成为“战场”，令人感可惜。大学应是推动学术发展智识的政治中立地，大学政治化或靠边站表态，有可能扼杀其他声音，对其研究发展将会有坏影响。社会各界将大学过度政治化，对大学以至于学生学习并非好事。

段崇智的公开信强调为涉嫌在被拘留期间受警方用不当方式对待的学生提供支援，但并未同时说明他在与学生沟通时，是否也详细了解他们被拘捕的原因，及提醒他们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之后果。正如他亦指出，“我们必须教导同学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校方除了保护学生外，也的确有教导之责任。我们固然不希望大学被政治化，但政治与法律不应混为一谈。无论是对学生或是警方，学校应该正视法律问题和责任，不应轻轻带过。当然，在当下情况，要区分法律与政治问题殊不容易，但包括大学管理层在内，各方依应致力为之，避免大学沦为政治争议的“被害者”。八大教资会资助大学校董会主席周日（20日）联署声明便指出，“每位员工和学生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有大学持份者在任何时候都须守法。”

外界对中大公开信之疑虑

其实，校长关心被捕学生的状况，为他们可能遭不文明对待发声，也是出于爱护之情，不尽然是政治表态。公开信虽然可能令外界有疑虑，但建制派过度反应，本身就是将问题过度政治化。平情而论，段崇智并非贸然发出公开信，而是在与学生作“真情闭门对话”后，再花了一段时间了解他们的不同情况。他在信中透露，校方逐一联络了被捕的逾30名学生，并联系义务校友律师协助他们作书面陈述，以向相关机构作正式申诉。这个处理方式已算尽力不失中立及去政治化。

段崇智在信中多番呼吁政府调查，指“真相才可以为所有人带来最公平的结果”。对于警方，他谨慎指出，若警务人员“涉嫌不当或使用暴力或违反人权，经查证后须予以谴责”。建制派人士对其口诛笔伐，是反应过度。例如，前特首梁振英指段崇智无视学生的犯罪，其实不公道——段崇智10月3日与中大学生在峰火台对话时，就多番指学生不应犯法，谴责“一切暴力”。

校长不应受压

政治化是一体两面的。建制派人士一直指不要将政治带进校园，但他们对大学每事必究，可能将本来不涉政治的问题政治化，变相是适得其反。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知道，守护大学中立是各方有责。学生对校方施压迫其表态，最终也可能令学校被政治问题困扰，无法真正做好研究与教学的本份。

学生即使希望参加社会运动，但他们不应强迫学校表态配合。其实并不只中大，自运动以来，各间大学都有学生或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校友都一直要求校方关注学生被捕，又或是与校长进行对话会等。有一些要求希望学校关心被捕学生被警方不文明对待，属情理之内，可以理解。但另外一些学生诉求却涉及政治表态，校方如果答应，无疑会卷入政治漩涡，非常不理想。例如各大学学生面见校长经常要求“五大诉求”或是“六大诉求”，仿佛要校方公开支持他们。

有学生喜欢以五四事件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例子为明鉴，希望校长能多关心学生。例如10月3日段崇智会见学生时，有学生疑因不满其态度，便在中大校长室外喷上“蔡元培在耻笑”的字。我们亦不妨了解一下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故事。

五四运动之时，蔡元培一方面致力营救被捕学生，但他亦全力劝止学生参加政治活动。除了5月4日当天他在北大门口苦劝学生不要上街游行之外，他更多番劝学生指学业才是学生本份。他在五四运动后辞任校长，至9月回北大致词时便说“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接替蔡元培代理校务的蒋梦麟后来指出，蔡虽然认为学生参与运动无可厚非，但学生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一尝权力之后欲望恐难以满足，今后纪律将难以维持，结果留下一句“杀君马者道旁儿也”便辞任校长。蔡元培不希望学生上街，认为学生的第一要务为学习，未必全然合乎今日社会的标准。但他的例子正好说明“关怀不等于认同”的道理。社会各界更应该明白，施压校内认同他们的政治理念与希望校内关怀他们不尽相同。

大学是研究学问的地方，作出任何政治表态都非常危险。八大校董会主席联署声明当中亦有提及“大学绝不是㝷求政治议题解决方案的战场，不应卷入支持某一特定政治立场的漩涡”，正是点出此问题。无论基于何种政治立场，我们都应该小心谨慎，勿因政治纠纷而祸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