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子杰遇袭见社会误解　少数族裔污名何时了？

民阵召集人岑子杰周三（16日）于旺角街头遇袭，不但头部出现多处伤口需要缝针，更是他于个半月来第二次受袭，再次引起社会震怒。不过是次袭击事件的其一焦点，却落于少数族裔的身上，事关部分疑凶疑似是南亚裔人士，网上讨论更一度将矛头指向他们，并曾号召对有关群体“私了”。然而有网民如此反应，无疑折射出公众对社会上的少数群体仍存在不少误解及负面标签。如果无知、误解甚至排他情绪继续弥漫社会，少数族裔要融入本地生活只会愈见困难。

“南亚”应为众矢之的吗？

岑子杰受袭，“南亚”一度成为众矢之的，有网民曾针对南亚裔人，提出本周日（20日）游行期间破坏清真寺、重庆大厦等少数族裔集聚的地点，借此迫令相关群体“交人”。虽然其后网民已否决有关提议，但却足见社会不少人仍对少数族裔充满误解，这容易衍生对立、敌视等不必要的行为，对香港作为世界文化荟萃的国际都会来说，实说不过去。

必须指出，南亚裔人士只为统称，当中指涉的包括印度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及其他如孟加拉人及斯里兰卡人等的南亚裔人士，他们有着不同的宗教背景，将南亚裔人士与穆斯林划上等号本属无知，更遑论是将矛头放诸于回教群体，企图以武力迫令他们交人，更是无根据地联系回教徒与受袭事件，实无任何理性可言。

另外，破坏重庆大厦之说同属无稽。重庆大厦不仅作为多元文化交融之地，也有不少旅店在此经营，汇聚了不同的本地少数群体，当中除了包括不同的南亚裔人士外，亦有为数不少的非洲裔人士，甚至来自欧美和内地的人士。然而在目前剑拔弩张的政治气氛下，这种对少数族裔的误解，差点就酿成大错，不但使无辜人士无奈受灾，更破坏港人与少数族群间的脆弱关系。

以偏概全　不助认清事实

归根究柢，社会对少数族群缺乏认识、理解并非新事，甚至在有媒体肆意渲染下，少数群族易于被扣上种种的污名，被部分人视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源。不难发现，社会过去存在一种南亚犯罪论，认为南亚裔人士较常与罪案扯上关系，故视之为破坏社会安宁的源头。

有关论者常引用本地犯罪数字，举例说在2016年中因涉嫌干犯刑事罪行在香港被捕的人当中，有4,703人为非华裔人士，占全年被捕的14.1%，然而同年非华裔人士占全港人口只有约6%，论证出南亚裔人士较一般人更有犯罪倾向。但细看政府非华裔人士的分类，包括菲律宾人、印尼人、泰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南亚裔人及其他亚洲人，当中南亚裔人士只占整体的18%左右，更远较菲律宾人（40%）及印尼人（33%）为低。加上警方无按被捕人士的国籍或种族作分类统计，只得笼统的“非华裔人士”数字，故南亚裔人士更有犯罪倾向的说法，根本没有根据，说穿了亦只是社会因误解而强加于人的负面标签。

更甚者，早年有关难民的争论同样印证社会对少数群体的偏见。有种论调认为，有不少犯罪人士为滞港“难民”。所谓的“难民”实指是在港提出酷刑或免遣返声请的人士，并非已获审批资格的难民，而在上述犯罪数字中，政府称当中有1,506名非华裔人士获保释，而且当中大部分为免遣返声请人，导致“难民”为罪案源头的说法更似是掷地有声。不过，政府未有列明所谓“大部分”的具体数字为何，而且未有交代其他被捕的非华裔人士同为免遣返声请人的数字，始终难以得出“难民”具犯案倾向的结论。

诚然，非华裔人士及免遣返声请人的犯罪数字或许较一般人为高，但不能忽略就是他们在港生活所面对的困难。免遣返声请人的申请须由香港入境事务处审理，虽然近年审批效率有所提升，但此前其过程动辄数年，期间不但不能工作，而且只有每月约为3,000元的食物、住宿和交通等非现金津贴，实难以在香港此百物腾贵的社会生存，不难看出此恶劣的工作环境更有理由为他们走上歧途的主因，不少有心之徒更可利诱苦无依靠的南亚人代劳犯事，即使事败也可有他们代罪，从而逍遥法外。

社会尚有理性声音

不应“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道理或许浅易，但社会习惯对少数群体不予体谅、了解，自然将后者部分的“丑恶”无限放大，深化对立与敌视，故过往才有政党倡议复建难民营，社会对热枕帮助少数群体议员戏谑为“难民之父”等讽刺之事。至于是次岑子杰受袭一事，警方须尽快辑拿涉案的疑犯甚至幕后主使者，以维持社会治安，但如社会简单将少数群体视为元凶，未免捉错用神。

幸而，社会仍不乏理性声音，不少保持理智的网民始终能认清“私了”将殃及无辜，甚至明了种族身分并非事件重点，有关提议似乎就此告吹。即便受害者岑子杰本人在受袭后，亦呼吁示威者切勿“私了”，反希望市民能将情绪转化为和平理性的游行，有助阻止种族仇恨继续发酵。以上种种迹象显示，社会上始终不少人能分清事非黑白，甚至可换位思考，明白少数群体的处境、无奈，这种同理心正是促进社会共融的关键。此后社会各界应续以互相理解，渐以消洱不同族群间无谓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