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友善政策落后　育儿或工作成母亲的抉择

立法会7月公布“香港在职母亲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研究指，2018年本港25至54岁没有投身工作的女性约46万人，当中九成已婚或离婚，五分之四是母亲。全职家庭主妇当然对社会贡献良多，但对于想继续投身工作的母亲，政府须提供合适的援助。目前政府就职场弹性工时、产假以及幼儿服务等支援不足，或窒碍母亲就业，亦远落后国际水平，当局应尽快加强推动家庭友善政策及改善托儿服务名额分布，减轻在职母亲的负担。

统计处估算至少五万家庭主妇愿意投身工作

“香港在职母亲面对的机遇和挑战”研究指，2018年25至54岁从未结婚的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平均为91.3%，女性婚后而仍未有子女的劳动比率是79.4%，而育有14岁以下子女的女性更只有56.6%人就业，但在最年幼子女年满15岁的劳动参与率又反弹至66.5%。可见女性在婚后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有年幼子女的工作人口比例更少，或因要照顾子女及打理家务而不就业。

全职家庭主妇照料家庭，其劳动价值及经济贡献当然不容忽视，但政府应提供合适的援助，为想继续投身工作或在职母亲减轻负担，让她们可作选择而非勉强放弃工作。据统计处2018年调查结果估算至少五万名年龄介乎30至59岁的家庭主妇，如遇有条件合适的工作，如弹性工时、工作地点接近居所和合理薪金等，会愿意投身工作。

侍产假未符国际标准　推广弹性工时、在家工作需由政府带头

本港的家庭友善政策落后于国际水平，从生育的基本劳工福利保障可知一二。虽然去年施政报告建议延长本地雇员法定产假由10周增至14周，与日本和欧盟法定产假看齐，但比新加坡16周、丹麦18周及中国内地各省约18周至25周产假还少。此外，照顾初生婴孩的责任不应只落在母亲身上，但去年政府只建议男士侍产假只由三天增至五天，远远落后新加坡、澳大利亚政府资助两周有薪侍产假的水平，目前母亲在平衡职务与照顾幼儿方面仍有难度。

再者，弹性工时或地点已逐步成全球趋势，有助在职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研究指在经合组织的成员国，逾60%雇员可在工作日请假一至两小时处理个人或家庭事务，而87%企业为雇员提供某种形式的弹性工时安排，如兼职、每天弹性上下班时间和在家工作等。

有效实行弹性工作制度虽与企业文化不无关系，但政府亦有责任带头推动有关措施。根据《公务员事务规例》，政府部门首长可视乎部门的需要，在确保员工的总实际工作时数不少于其规定工作时数下，更改员工的实际工作时间，各决策局和部门在回归前已开始实施弹性工时，例如让员工自行选择每天的上班时间，或“交错工作时间”制度，即从多个规定的上下班时间中选择，并在2006年起推行五天工作周，当时《施政报告》更指政府会继续推动更多家庭友善措施，如半职岗位、在家工作等。

不过，政府所谓弹性工时聊胜于无，因为各部门推行相关措施不能涉及额外人手资源，员工的工作总时数亦不得比规定的少，更重要是政府未广泛推广在家工作的安排。对于要照顾幼稚园或小学生的在职父母而言，情况并不理想。另外，截至2014年九月，只有约72%公务员及67%全职非公务员合约雇员按五天工作周模式工作，进展缓慢。公务员事务局回复《香港01》上周四（8月1日）查询时表示，没有备存各政策局和部门，以及不同职系及职级实际上班安排的数据，可见政府未有效监察弹性上班及在家工作的落实进度，推行家庭友善措施欠诚意。

政府应考虑在部分可行职位放宽在家上班、修改轮值安排及家庭假期等，并在合约条款中指明保障，鼓励部门雇员就工作量及在家工作安排加强沟通，长远而言亦要配合立法最高工时保障，及全面完善劳工权益。

托管中心地区分布不均

另一方面，工作弹性安排外，政府亦要在社区服务方面配合市民需要。课余托管名额不足、服务时间及名额的地区分配不均，问题多年来仍未解决，令有托管需要的家庭得不到合适的服务。立法会报告指出，去年本港约十万名2岁以下幼儿，却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而设的照顾服务名额，即不足2%幼儿可获相关服务。在地区分布方面，2018年按每月住户收入中位数排序的最高的四个区议会分区，其幼儿照顾服务名额占全港的25%，收入最低四个区议会分区的服务名额仅为全港总额的14%。

虽然政府将在2019-2020年度将幼儿资助服务的规划比率 ，纳入《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而劳福局局长罗致光指政府将考虑以“服务券”形式为基层家庭提供幼稚园课余托管服务，本年《财政预算案》中亦计划分阶段增加400个长时间全日制幼儿照顾服务名额，但面对名额落差，政府仍需推出更积极的方案，“01观点”曾建议政府考虑整合学校场地与社区人力资源，开放部分幼稚园校园提供托管服务，善用空置校舍等，培训人手，在规划未来新发展区中社福用地的比例，以免重蹈社福设施不足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