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假期已渐异化　政府还要逼人“出走”香港吗？

近日，港府正式与意大利政府签署协议，设立了本港第14个双边工作假期计划，劳福局局长罗致光亦因此发表网志，指出工作假期计划有助青年人扩阔视野，甚至指现时大学生或许须工作至70多岁才退休，故值得以一年时间赴外地体验。
工作假期计划深受年轻人欢迎，港府能与更多国家合作固然为乐见之事；然而，只强调扩阔眼界般的好处，无异于过度浪漫化事实。况且有的年轻人想出走，实与本地令人生叹的社经环境有关，赴外地参加工作假期或只为喘息一下。工作假期计划渐见异化，反映的是本港生活愈见压迫，政府还要对青年的悲叹充耳不闻吗？

工作假期经验有甜亦有苦，实在不宜过分吹捧。港人赴外地工作容易遭受雇主剥削，以最受港人欢迎的工作假期地点澳大利亚为例，当地剥削临时工情况极其严重，悉尼有大学于2017年发表报告，在超过4,000名的受访临时移民中，有过半数受访者的时薪为15澳元或以下，远低于临时工的法定最低时薪22.13澳元，当中自来亚洲国家的人更是剥削的主要目标，雇主甚至更倾向以现金向中国劳工支薪，故实际剥削情况可能更为严重。再者，诸如中介公司滥收费用，雇主克扣工资及滥收押金等情况亦是屡见不鲜。

另外，罗致光指工作假期计划可让年轻人于英语环境下生活及工作，认为以一年时间扩阔眼界是相当值得，却忽略了年轻人须付出的代价。撇除剥削不说，工作假期计划所能提供的工作经验始终有限。工作假期所涉及的工种太多为低技术、劳动密集的工作，甚至当地人亦不愿意做，这些工作通常与年轻人在港从事的工种不甚相关，除非年轻人有转行的打算，否则其工作假期的经验对求职实并无太大的用处。

然而，罗致光却以自己当年在职时应公司要求往英国工作为例，认为在外国工作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惟企业外派工干与工作假期性质根本不同，本就难以类比；加上本地雇主不一定欣赏雇员工作假期的经验，甚至常有认为他们赴外地游玩、不事生产的印象，工作假期就此可能成为青年返港再就业的“负资产”。换言之，除非政府能广泛地改变本地雇主对工作假期的观感，否则年轻人不得不承受一定的求职风险。如政府只顾宣传工作假期的好处，并只呼吁参加者小心衡量所涉的得失，实属不负责任。

既然参加工作假期计划风险不少，为何年轻人仍敢于参与？无疑，工作假期计划始终提供不少宝贵体验，而且上述所述的风险亦非不能避免，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工作假期的持续盛行。但另一方面，本港日趋恶劣的社经环境亦同样关键。本港劳工收入增长缓慢、工时长等工作条件恶名昭彰，以大学生起薪为例，有研究指出2017年的大学毕业生起薪中位数为14,395元，反较1997年的15,457元为少；加上生活压力沉重，居住成本增幅远远抛离薪金升幅，年轻一代难以不感绝望。不少年轻人或许也明暸工作假期未如想像般美好，但仍愿意“挺而走险”，本着“去咗先算”的念头，这除了是对他地生活的憧憬，同是亦是对本地现况的否定，希望借此短暂逃离现实，远赴异地寻找喘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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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社经发展脉络下，原意为让人体验世界的工作假期计划，已渐渐异化成年轻人逃离窒息现况的渠道，实属可惜。然而这绝非青年的错，而是香港整个劳福结构出现扭曲的问题。在罗致光的盘算中，时下年轻人有机会须工作至70多岁方能退休，即大学毕业生或须工作接近五十年，于他看来，漫漫五十年中往外地工作假期一年绝对值得；但若本地的劳福制度持续不变，对年轻人来说，等待他们的便是近乎五十年的“奴役”，他们萌生的便不再是参加工作假期般简单，而且筹谋如何早日移民离港。若然政府有意做好青年工作的话，仅是向他们提供更多工作假期的机会绝不足够，政府须给予青年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与憧憬，与及构建一个他们在假毕回港后能安心立命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