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独立音乐发展蓬勃　香港就只能望尘莫及？

台湾最大型音乐节之一春天呐喊流行音乐节（下称春呐），今年首次出走其“大本营”垦丁，移师高雄旗津。然而，过去人头涌涌的情景似乎不再，网络上疯传表演台下观众零星的图片，更有商贩表示多天来业绩可怜，甚至叹道“高雄进棺材”。尽管政府官员连番澄清是次春呐其实反应颇佳，惟“春呐已死”的说法已响彻网络。
不过，台湾的音乐节文化始终鼎盛，多年来大大小小的音乐节提供了不少空间予本地乐队表演、交流，为独立音乐圈提供充足养分，各式各样的新型音乐节应运而生。无疑，春呐近年人气不再，但却无损台湾兴盛的独立音乐文化，形形色色的音乐节依然成行成市，台湾独立音乐已成当地的重要软实力之一。
反观香港，在种种客观条件限制下，独立音乐仍处于萌芽阶段，遑论发展出别树一格的本地音乐节文化。

站于功利角度看，举办音乐节甚具经济效益。以春呐为例，过去一直为垦丁的经济命脉之一，除了音乐节本身就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参加者能借此获得另类的娱乐体验，它更往往带动某地的旅游业发展；有数字显示，在2017年春呐为期三天，台湾南下垦丁的车辆就有48,700辆次，可见春呐对当地观光旅游业有多重要。

更重要的是，台湾音乐节文化蔚然成风，本身正象征着该地兴盛的独立音乐文化。台湾每年所举办的音乐节数以十计，不但规模多样、音乐类型众多，而且参加者却绝大多为本地创作单位，反映该地原生的独立音乐发展成熟，大众愿意支持本地独立音乐。

而且，若说表演为乐手持续创作的重要因素，音乐节正为资源不多的独立音乐人提供了重要舞台，鼓励了他们继续发展以及为有意从事独立音乐创作素人提供诱因。就算春呐近年被批走向主流，但作为台湾最历史悠久的音乐节，春呐过去二十五年始终孕育了台湾大大小小的音乐人，其“招牌”本身就意义不凡。

台湾独立音乐的发展，其实有赖于政府的“有形之手”支持。在全球发展文创产业的趋势下，台湾亦深明其重要性，故敢于推动如独立音乐般文化活动。台湾政府文化部设有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以促进不同影视、音乐等流行文化活动发展，该局特别向独立音乐圈内不同单位提供直接资助，例如资助乐队录制唱片、赴外国出席国际级音乐节等、支援live house营运，甚至直接或外判第三方举办音乐节。

当然，台湾的独立音乐发展亦非一帆风顺。虽然台湾政府过去积极释出更多空间作live house用途，例如在新设文创园区中划出土地作表演空间，当地现时可谓不乏表演空间，但其实在政府愿意支持独立音乐发展前，一度以噪音及安全违规为由，“封杀”live house及小型音乐表演场地，只在社会争取多时，政府才懂得“转軚”支持。此外，随live house数量增加，当地甚至出现缺乏表演团体的困境，可见当地独立乐发展也有其困难。

但当对照香港情况，上述所谓问题实在小巫见大巫。首先，香港政府发展文创产业不力。在曾荫权年代，文创产业曾被拟为六大优势产业之一，惟该构思一直只为空想，增设文化局的构思在被立法会予以否决后无以为继，故至今政府仍无专责处理文化政策的政策局。如此一来，负责发展文创活动的责任就散落于不同部门身上。按理来说，艺术发展局应为目前主力处理发展本地文艺活动的部门，但按其对艺术的定义，属次文化的独立音乐并不被包括在内。

或有论者认为，独立音乐不需政府支持，只要政府不多作阻碍，已是对其最大的支持。但问题是，在目前放任的市场经济下，本地独立音乐发展始终处于争扎求存的状态。香港寸金呎土，对于占地空间大、付租能力有限的艺术团体来说，工厂大厦单位本为其活动的理想位置，加上在90年代工业后移后，本地工厦单位空置情况增加，有利艺团进驻，如观塘工业区更一度被视为独立乐队的摇篮；但随政府推出活化工厦政策，工厦租金节节上升，直接威胁独立音乐人，观塘一带工厦租金更因政府起动九龙东计划翻倍，独立音乐人除了咬紧牙关，勉强应付租金上涨之外，就只有迁往他区另觅基地，甚或直接结束事业，一了百了。

更可悲的是，香港供独立乐队表演的空间有限。香港所举办的音乐节数目寥寥可数，申请程序繁复，举办者或须同时向多个政府部门，如路政署、环保署及警方等协商，限制了中、小型音乐节的发展。当然，本地过去亦有大型音乐节，例如多年于西九文化区及中环海滨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节Clockenflap，但参与团体明显以外地知名团体为主，本地乐队为次，难以称上可供本地乐队轻易登台的空间，对促进本地独立音乐发展效用有限。因此，不少香港独立音乐人为寻求演出机会及经验，须远赴台湾、内地出席音乐节。

更为致命的是，本地独立音乐人同样缺乏中、小型live house表演。理论上，live house为娱乐场所，必须于商业用地上营运。然而，商厦租金昂贵，难以经营live house，本地成功例子亦只占少数；相对而言，租金较低、空间较大的工厦，本应为理想的经营位置，政府过往却诉诸过时的建筑物条例及规划要求，几乎全面禁止live house于工厦中营运，如曾被《Time Out》杂志评价为本地最佳演出场地的Hidden Agenda，过去先后在政府执法及租金压力下至少四次被“逼迁”，可见本地live house经营之难。

香港的独立音乐质素其实不俗，当然，台湾独立音乐的发展水平始终比香港成熟，但不能忽略两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政府对独立音乐的重视程度之别。倘若香港要有属于本地的“春呐”，让本地独立音乐百花齐放，而非为外国表演团体作嫁衣裳，政府理应好好检讨其在促进文创发展上的应有责任。

要追赶台湾水平，港府无疑须积极扶助本地独立音乐发展，诸如研究善用空置的政府用地建设文创园区及展演空间，重新检讨工厦政策、甚至实施工厦租管等，均为可行方向，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务必尽快设立专责的文化部门，并由熟悉本地文艺生态者统筹政策，让本地独立音乐、以至种种文创活动得以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