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推垃圾强制分类回收 香港再度落后？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于本月初表决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此项条例罚则清晰、责任人明确，并以严格的监督配合。反观香港在立法规管垃圾处置的议题上议而不决，决而难行，远远落后周边地区，更不用提在立法以外的垃圾规管方法上与周边地区的差距。
上海的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罚则明确，规定个人混合投放垃圾可最高罚款200元人民币，单位混装混运，最高可罚款5万元人民币。同时，条例厘清了各场所垃圾分类的管理责任人。监督方面，收运单位以“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为原则，可以拒绝收运不符合分类要求的生活垃圾。该条例将于今年7月1日实施，自此标志著垃圾分类在上海推行了20多年后，将正式纳入法律框架。
多个国家地区的先例已证明，立法规管是行之有效的源头减废和垃圾分类的办法。比如台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1990年代起，台北逐步推行减废政策。1995年，台北的人均废物弃置量本与香港相约，但自1997年实施生产者责任制后，弃置量明显下降。而2000至2001年推行废物按量收费计划后，人均废物弃置率达到最大减幅65%。同样地，韩国于1995年推行都巿固体废物收费，弃置量于四年间大幅减少四成。
然而，香港的垃圾征费议案却进度缓慢。2004该方案被提出后，直到2018年11月才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最快有望在2020年底落实，远远落后亚洲周边地区。而香港的垃圾征费草案不仅拖延日久，目前看来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执行监督层面，提交的草案并没有提到如何监管的具体方案。目前公屋可在每层的垃圾桶弃置垃圾，私人屋苑更采用垃圾槽，要将非指定垃圾袋送走轻而易举。更为重要的是香港的垃圾征费计划只是通过征费，让居民尽可能少抛掷废物，却并没有要求市民将垃圾分类，也没有提到回收的措施。因此香港可能2020年才会实施的垃圾征费政策仍有许多不足。
在立法规管垃圾处置的过程中，香港不仅进程慢，相关立法政策也寥寥无几，覆盖面小：1998年以优惠租金提供土地予回收业界；2008年修改条例要求住用建筑物的每层均要设置垃圾及物料回收室，2018提交的垃圾征费草案⋯⋯反观上海，此次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规管对象不仅包括了普通市民，还包括餐饮、酒店等行业。条例禁止旅馆提供一次性日用品，并规定餐饮界不可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违规者将处以500至5,000人民币的罚款。
在推动垃圾分类回收、源头减废上，立法是极为重要、有效的一环。正如上文提到的上海立法规管餐饮界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行为，实际上香港餐饮界也有类似的作法。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无饮管运动”呼吁业界少提供饮管，部分商家响应，比如大家乐、美心、麦当劳、米线阵等均设有无饮管日。但由于没有立法规管，全靠商家自觉，实施效果并不如意。早前《香港01》记者发现，有的店员仍会主动提供塑胶饮管，又或称并不记得该日是无饮管日。可见，缺乏立法规管，全靠商家自觉难以达到预期的规管效果。立法是推动减废火车头，台北、首尔，甚至现在的上海均将减废、垃圾分类回收列入法律框架。香港政府应该反思在环保政策的进程缓慢和匮乏。
在垃圾处置的议题上，香港政府除了在立法层面落后于人，更缺乏用科技解决问题的思维。2010年，韩国便在各地区设置附有电脑感应的刷卡式厨余收集桶，推行厨余按量收费计划。垃圾桶的重量感应能计算当中的重量，再把数据送至政府部门，统计每个家庭每月的垃圾量。2018年，上海垃圾房安装了垃圾处置器，帮助完成湿垃圾源头减量的任务。2018年9月，上海又推出垃圾回收互联网平台，居民只要在家中使用手机程式，便可让社会回收人员上门回收废品当科技更方便的时候，市民才会有更大的动力去配合垃圾分类回收，源头减废，这也是香港政府值得努力的方向。
同时香港政府还可参考上海的垃圾回收奖励模式，以激发市民分类回收的热情。比如上海垃圾房的智能改造后，居民和垃圾站各有网络系统和二维码。垃圾站长通过蓝牙秤，智能秤出垃圾总量、类别等，便会传送到垃圾站及居民的双方系统中。进而根据居民的垃圾回收数据，系统给予相应的积分，居民可以通过在该系统获得的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同时，上海于2018启用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小黄狗”，市民只要放入饮料瓶、纸箱、旧衣物、塑料等垃圾，便可根据数量或重量，自动换取金钱。奖励系统自然会激发市民对于垃圾分类回收的热情。香港政府除了推出垃圾征费等措施外，也可参考奖励模式，尝试推出适合香港的垃圾分类回收奖励政策。
香港政府在推行垃圾分类回收、源头减废上任重道远。目前香港环保推行不仅面临立法上的缺失，科技运用上的落后于人，模式上也缺乏经济诱因鼓励市民参与。多方面的落后只能说明政府在该问题上的犹疑不决。改变市民的生活习惯与模式，教育固然必不可少，但考虑到其收效甚缓，以及可控性不强，香港政府必须更积极立法规管，并辅以科技上的，经济上的奖励，让香港成为一个更环保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