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困局】执政者“代表性”不足　不能单靠“投票”解决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周一（9日）取消“脱欧协议”国会表决后，周三（12日）突然遇上保守党内不信任投票围攻；特雷莎·梅最后出尽法宝，更承诺不会再领导保守党下次大选，在三分之一党内议员反对之下，惨淡胜出投票。
投票翌日，特雷莎·梅按原订计划出席欧盟峰会，向各国争取让步；主导发动不信任投票的脱欧派领袖里斯莫格（Jacob Rees-Mogg）亦继续主张特雷莎·梅应当下台。
一天的政坛地震后，脱欧危机依旧，一切如常，可说是乱局中“最无意义，最短暂”的一幕。

特雷莎·梅之所以会面对不信任投票，最主要原因是她是“留欧派”出身，因此一直被质疑无法“代表”2016年的脱欧公投民意，终有今日被批为“使英国变成半殖民地”的“脱欧协议”。

在周三的不信任投票上，317名保守党议员中，有200位继续支持特雷莎·梅；而在2016年特雷莎·梅临危受命之际，她在330名议员中，也只获得199人支持。两年之间，脱欧过程历尽沧桑，特雷莎·梅的支持（和反对）却是一成不变，再进行多几次投票似乎也无法改变局面。

“代表性”与“选票”之间的鸿沟

面对“执政者代表性不足”的问题，西方民主国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诉诸投票”：前任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发动脱欧公投时如是，今日法国“黄背心”人民投票的主张亦如是。

不过，在今日西方世界民情日益两极化的政治现实之下，简单的投票制度其实已难解决“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今日特雷莎·梅胜出党内投票，原本的反对派没有归队，党内分裂依旧，与2016年脱欧派以52%票数胜出公投一样，民情分裂至今未改，每日也有两派支持者在国会外示威对垒。

如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坛领袖，实在应该反思其代议政制，不应再将人民的代表性化约为简单的票数，而应力求以其他更为进取的制度，取代简单投票，以呼应时代的需求。例如，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以“排序复选制”取代“简单多数制”就有助更能增加执政者的代表性；另外，“商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巩固，更是能使民主政制长远稳定发展的要素。

“代表性”与“有效施政”的平衡

然而，在采纳任何实践人民代表性的制度时，我们不要忘记任何政治制度的目的，都应以最大化人民福祉出发，因此“有效施政”就是其中的必要条件，而执政者能否代表人民，只是其中一项要素而已。

此次不信任投票，特雷莎·梅之所以能以不再领导下次大选作承诺，换取党内议员支持，其背后根本原因，其实是保守党内不论派别，都一致认为特雷莎·梅“没有选举才能”，而非特雷莎·梅是一个无能的执政者（相反，特雷莎·梅在连番危局中处变不惊，几乎已是全国一致认同之事）。由此可见，善于操作“投票制度”的政客，不必然是有能施政的人，反之亦然。

单靠“投票制度”解决问题，有时甚至会破坏“有效施政”──2016年脱欧公投至今，英国国内政治停滞不前，近来甚至有政府部门承认人手都调动到准备脱欧之上，对日常管治已有所疏忽，遑论其他改善民生的变革。

因此，在西方民主世界重新反思如何体现人民代表性的问题之时，也应考虑到“代表性”的实现与“有效施政”时有相冲，更不应忘记“有效施政”才是最终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