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大时代下 尽早共议才能还新界居民发展正义
“这二十多年来，你觉得沙头角最大变化是什么？”“车多了吧，其他没有什么大变化。”8月3日，从粉岭铁路站乘坐56K专线小巴，经历半小时车程后，终于到达目的地——举办关帝庙协天宫新庙上梁仪式的沙头角南涌郑屋。我和村长郑光明的儿子郑世亮一边远望繁盛的盐田港，一边谈着这边的变化。“那边是沙头角警署，原来的禁区线就在那里，后来又北移了一些。”一个禁区，隔着的是北富南瘠的两个沙头角。
从深圳回来不久，看了不少关于《深圳2035》总规、东进战略的报道及文件，心住记挂的却是深圳河的南边，香港北区的发展。听到沙头角有文化盛会，也就急着想要看看。我和世亮在郑屋附近走了一圈，听他说村头强记士多的故事，也听他说与邻村的关系，一切都非常“农村”。类似深圳河北边的大开发，对于这位久居大东北、村内硕果仅存的年轻原居民而言，似是遥不可及的事。
“我们也想改善这里的环境，但很困难。大约是2003、2004年吧，我父亲刚出任村长便申请扩阔沙头角公路及鹿颈路。（时任交通咨询委员会主席的新界东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来了，跟我老爸在路边数车流量。选的是闲日，一个早上只有十数辆车经过，就说车不够。政府官员也是百般阻挠，要变革很困难，就一条小路就变不了。礼拜六、日这里是车水马龙，但配套跟不上。”世亮指着的鹿颈路，是开拓船湾淡水湖时建的。“那之前村民怎样出入？”“也是从这里出大路，不过这以前是田基。”他说完不禁一笑。没有当年的水塘建设，也许连这样一条的小路，也不会存在。
环视四周，他说这些年多了行山客，也有些左翼的朋友进来复耕。游人多起来，环境与文化资源怎样利用，却是从来不在政府的议程当中。“开发不开发我倒是没有什么所谓，大家商讨过后觉得这山明水秀值得保育，那就保育。问题是，根本没有规划、没有讨论啊！”
到达南涌关帝庙协天宫前，沙头角南鹿社（南涌、鹿颈）的乡绅已然忙不开交。除了当日的关帝庙新庙上梁外，南鹿社预计在来年底还会举办十年一次的太平清醮。“好日不多，索性一次过连选太平清醮缘首（祭祀代表）的仪式也做了。”郑光明村长如是说，这决定也确实平添了这日仪式的重要性。在道教联合会副主席叶文钧道长主持下，进行了禀告关帝、移迁神座、请神临驾、麒麟上梁等一系列的道教科仪、庙仪村俗。常听人类学家说，最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在新界村落，今日总算见识过。这类的文化盛会，本可加以规划宣传，现时只有乡绅及像我这样的“好事者”见到，颇是可惜。
繁重仪式过后，找到了机会也跟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主席李冠洪议员谈谈规划问题。“深圳快要加速东进了，大量投资将会放在盐田区到深汕特区一长带，在香港这边的沙头角有做好准备吗？”“没有规划，”响亮的四个字，已然清晰说明乡绅的不满，李主席继续回答，“规划署的官员都在等上头指示，很多决定都要林郑拍板。”香港这边的“拍慢板”，不但令乡绅、村民失望，似乎更引起了深圳官员的不满。但这种“懒庸怠政”，可以拖多久？我问：“韩正来后，会有改变吧？”“希望是这样。”如何改变？“全面开放禁区。”这是李主席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主张。
禁区这回事，在历史层面看，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从今日看来，却是极其多余、脱离现实需要的制度残留物。这块禁区不但限制着由南而北的发展可能，更完全堵死了“北水南调”的所有空间。“这一大片地这样荒废，很是浪费。”我们在谈论期间，有乡民也深表疑惑，到底这禁区留着还有什么意义。的确，毫无意义；只是在政治矛盾激化，推动任何改变都可能令社会陷入二元对立泥沼之中的年代，提出全面撤销禁区，的确会招来各种激进言论的抨击。“会说我们卖港。”李主席深深感慨。
然而，这种区域发展不均衡，本是极其不公义，对香港来说也是极损公利。长年以来，香港的经济发展集中在都会区（港岛、九龙及荃湾新市镇），其中中环作为商业中心区一枝独秀的问题尤其严重。对于居住在北区的市民而言，“跨区工作”四字尤其沉重。世亮说：“试着跟我一样，由沙头角来回港岛上班，你才会知道什么叫‘新界牛’。”言表轻松，意内百般沉重。
开放禁区（不论是开放予香港一般居民还是大陆）也好，发展东北也好，加建主要干道也好，甚至只是扩阔道路也好，居民要求的是愿景及可见到的改变，令沙头角不致沦为香港发展历程中的被遗忘的孤儿。北区有更完善的城市规划，也是减轻居民生活负担的不二门路。
而在规划的大时代，禁区所在及其邻近地带，邻近深圳的主要都会区（罗湖—福田中心组团）及盐田区，若能充分利用足以成为另一经济推动核心。发展新的中心区，最大的困难是让原有的企业愿意到新区去。见证浦东新区发展的孙施文教授，曾跟我们说延伸式的中心扩张，要比“飞地”式容易，当年的浦东正是上海外滩的延伸区域。深圳开发过程中，“飞地”式在原有近乎一无所有的深圳村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今日香港北区利用深圳的发达，伸延式再造一两个足以打破中环极化格局的副都心，是否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将会迎来三份深远影响香港的重量级规划文件，也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及《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规划远景与策略》。在《深圳2035》相关的规划中，已有不少“留白”地是部署与《香港2030+》对接。深圳不论在高铁、城轨、干道发展上的规划，也是处处同时考虑到香港的发展。相对之下，我们实在比较被动，难听点说，是处处受制于人，毫无主动性可言。最近接触的不少专家、学者，都强调港深间没有必要“融合”，但加强“要素流动”以达致互惠互利，却是不能避免的。如何尽可能方便两地居民流动，包括极简化过关措施、乃至像深圳一样撤关，令香港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政府需要尽早让社会深入讨论。
附：南涌协天宫简介（郑世亮撰）
源流
康熙八年（一六六九年），清政府采纳两广总督周有德、广东巡抚王来任等官员请求复界的上书，允许居民复归故土。祖籍福建的郑氏客家人顺势南迁，至南涌开村定居，关帝信仰文化随着客家人南迁的步伐一同带来，成为郑氏族人在新定居地的守护神。
成为客家人社区的中心
南涌协天宫在郑氏族人的经营下，逐渐成为南涌五姓客家村的社区中心，具备仲裁、议事和联谊的社会功能。南涌协天宫是区内历史最久的庙宇，除了是团结乡民的象征外，亦担当“公正人”的作用，是处理乡村个人或村际争执的公议场所。各村乡绅每逢祭祀亦会聚首讨论乡政，改善乡村生活，服务乡民。
南涌协天宫的祭祀活动是团结南涌、鹿颈九条客家村的重要媒介，其中最重要的是“南鹿社十年一届太平清醮”，联络海内外华人，并且吸引大量珍惜和爱好新界传统文化的城市人参与。下届南鹿社太平清醮将于二零一九年年尾举行。
面向社会的公共信仰
一九六二年，南涌协天宫得到香港各界善长的大力支持筹集资金重建，共计有善长一百八十二人。协天宫重建值理为已故的新界乡议局议员、荣华饼家创办人赵聿修O.B.E. 太平绅士；前东华三院主席张玉麟太平绅士；以及前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校董黄允畋O.B.E. 太平绅士等等。自此，南涌协天宫得到香港社会不同人士的支持，在二零一四年开始举行每五年一届的盂兰胜会，为香港社会祈福，并且推广关帝信仰文化，弘扬中国传统的文化和美德。此祭祀活动已纳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内（编号3.30.2.16“南涌协天宫中元盂兰胜会”）。
南涌协天宫的关帝神像保存得十分完整，是香港少见的。在一九六二年重建时，广东的造像师傅以全人手重新塑造七个神像，分别是文官形象的关帝、张仙、周仓、关平、黄灵公、土地和门官，各神像的法相独一无二。关帝主神的造像是香港最大的文官关帝像，艺术和文化价值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