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致光应体谅基层劳工苦况　尽力推动提高最低工资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在其网志指，每当谈到法定最低工资，就会有人找他“算帐”。姑勿论来算帐的人，是言之有物还是无的放矢，罗致光应该明白，市民之所以会对最低工资偏低的议题念念不忘，更记着他说的每句说话，是因为普罗大众确实深受入不敷支之苦，希望决策官员改错守是。局长作为父母官也好、公仆也好，应认真聆听市民的意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展现多点体恤而不是单纯以高姿态放言反驳。

可惜的是，要求政府官员尽责助民，在香港似乎也变成一种奢侈。每当社会要求显著提高最低工资至合理水平时，政府往往未能放下加最低工资会影响营商环境的成见，又或未敢于直接挑战商界的既得利益藩篱，因而进退失据。罗致光在这篇网志中所反映的思想，也是这种旧套路。

整篇文章最核心的争论，是通胀与最低工资升幅的比较问题。罗致光强调，最低工资在过去 7 年的升幅，其实高于通胀。以通胀率为由，要求政府大幅增加最低工资，确实有问题。但罗致光自己也谈到“通胀对不同基层巿民的影响及感觉会有不同，例如租住私楼的基层巿民受到加租的影响较大，食物价格的升幅对基层巿民的感觉亦会较强烈”，现实是基层市民在未有最低工资时，薪津确实是过低，后来的升幅就算“跑赢”通胀，也未能令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提高至可以应付生活开支的水平。简单说，升幅孰高孰低，只是极其次要的问题，基层收入是否朝不保夕，才是关键。在市民诉求中挑毛病，可以说是不必要的，思考如何透过提高最低工资，保障市民在一次分配中获得合理回报，纾缓他们的生活困窘，才是劳福局长应该想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通胀与工资水平关系，更多的劳工团体谈到的是“生活工资”，当中反映的基层入不敷支，实实在在是罗致光需要回应的问题。拿着部分劳工团体错引数据，并指“扣除通胀后实质升幅达到23.3%。由此可见，最低薪雇员的收入有实质的显著改善”，而近乎完全不提现时最低工资不能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事实，实在难孚众望。我们大概只能借用罗局长的话，说句“（这）便有些取巧了”。

到底领最低工资的雇员，能否在香港有尊严地生活，而不只是单单地求生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谓人所共知，争论是没有意思的——作为决策者的，好好对着镜子，扪心自问就好了。工资水平以外，罗致光关于最低工资水平的立论，同样教人忧虑。

直接引述局长的说法：“确保最低工资水平在防止工资过低的同时，不会导致低薪职位流失和损害香港的经济发展及竞争力”——这句话说，着实使人不安：是否在忧虑职位流失及影响竞争力的情况下，港府是可以容许最低工资过低？维护香港竞争力，与确保劳工在一次分配时受合理保障，两者本不可偏废。观乎香港现况，政策已向商界相当倾斜，劳工权益的保障就相对缺乏。政府提高最低工资，商界还是有足够的力量、空间善加应变，但政府不提高最低工资，基层工人在商界面前，就没有什么议价能力可言。

到头来我们只须问一句，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到底是要在保护商界发展的同时，竭力扶助贫困阶层，还是因为担心可能影响商界，就要“未雨绸缪”地牺牲草根市民的利益？

再者，政府在保障职位方面，也应该改变守旧思维，谋求以攻代守。政府忧虑增加最低工资，会令低薪职位流失，颇为杞人忧天——只要经济健康发展，就算政府急速修正基层劳工薪津过低的缺失，也不会导致职位显著流失，这是一再经历市场验证的事实，商界要坚持争论，只会突显己方丑陋的一面，加深社会上部分不甚健康的仇富心态。政府要为商界争论，更是不必要，不必要，不必要的多余之举。

再者，随着经济转型或升级，部分低薪、低技术工种流失也是势所难免的，就算最低工资不提高，这也是政府必须面对的挑战。在转型过程中，政府更应思考如何提升基层员工的技能，为他们寻找更优质、高薪的工作。无论如何说也好，若然政府为了保护低薪工作机会，而不积极修正草根劳工薪津过低的施政缺失，难说不是本末倒置。

政府或商界在谈到显著提升最低工资水平的时候，常常会令人觉得他们会要求小市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其结果难免会引起基层市民或劳工权益组织的不满。事实上，香港现时贫富悬殊严重，贫富阶层的发言权力严重不对称，纵使民主党尹兆坚、工联会邓家彪等现任、前任议员竭力在议会内外为社会抱不平，但香港城市整体发展的极不均衡难以因此而有根本性的变化。若然在其位、掌决策的人，不能以保障市民生活质素为念，适当以政策引导市场，那基层就难以指望任何人了。

罗致光网志原文

最低工资真的“跑输”通胀？
2018年5月13日

前言

每谈到法定最低工资，不少人都会和我算旧帐，指我于1999年在民主党内部讨论时的两篇文件中，表达反对设立法定最低工资。由于那两份文件，我放在设于香港大学的个人网页中，所以亦有教师用作有关法定最低工资的通识教材。当然，和我算旧帐的朋友，没有理会在2010年7月当民主党在立法会投票支持立法设立最低工资时，我是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我是支持民主党投赞成票的。甚么改变了我的立场？1999年的文章已有伏笔：“若以那些影响轻微或甚至有良好的（最低工资）研究条件来看，要在香港设立最低工资，便应在失业率甚低，而且在持续下降的时候，将最低工资定在实际最低工资之上。”

时移势易，重点是该十多年间劳工巿场的两大变化。一是于80年代，香港流失了约150万个制造业职位，导致基层劳工人手在服务行业中出现过剩，更令基层员工薪酬长期停滞不前；但到21世纪开始，早年由制造业流入服务行业的基层劳工人口陆续退休，到2010年，不少基层工种开始出现人手紧张。二是于1999年，香港失业率为6.2%，较1998年的4.7%恶化；而香港的失业率由2009年的5.3%降至2010年的4.3%，明显地向好发展；至2011年更降至3.4%。

增加最低工资的诉求

5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劳动节，而今年适逢是最低工资在港实行了七周年的日子。多个劳工团体都趁着劳动节，向政府表达诉求，争取不同的劳工权益。当中，有团体就着最低工资这个议题，批评最低工资未能追上通胀，故此要求大幅提高最低工资的水平。

最低工资与通胀

那么到底最低工资，在过往的多次调整后，是否真的落后于通胀呢？

在2011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基本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累计升幅为20.4% 1，而最低工资水平则由28元调升23.2%至34.5元。换句话说，法定最低工资的增幅稍为超越通胀。当然，上述是统计数字，通胀对不同基层巿民的影响及感觉会有不同，例如租住私楼的基层巿民受到加租的影响较大，食物价格的升幅对基层巿民的感觉亦会较强烈。

有人会说，法定最低工资两年才加一次，下次到2019年5月，未加之前，不是滞后于通胀吗？这个便是分析的问题，若要比较下次增加法定最低工资前的工资与通胀，便应用2019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比较2013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更可以比较2011年4月（即实施法定最低工资前）的工资与通胀。用2019年4月的工资与通胀，比较2011年5月的工资与通胀，便有些取巧了。

最低工资与低薪雇员收入

说到2011年5月实施法定最低工资之前的情况，2011年第一季清洁工每月平均收入为5,890元，到2017年第四季每月平均已升至9,148元，即增幅达55.3%。另一个数字，更反映近数年基层劳工薪酬的改善。根据政府统计处的数据，在2017年12月至2018年2月，低薪（即最低“十等分”组别）全职雇员 2的平均每月就业收入，较最低工资实施前的季度（2011年2月至4月）上升了55.8%，在扣除通胀后实质升幅达到23.3%。由此可见，最低薪雇员的收入有实质的显著改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政府数据分析，赚取最低工资的劳工占所有雇员的百分比有所减少，由2011年5月至6月的6.4%，下降至2013年5月至6月的3.4%，2015年5月至6月的1.4%，以及至2017年5月至6月的0.9%。上述数据反映，在基层劳动人口步入退休潮，人力供应日渐紧张及理想的就业市场情况下，不少较低薪雇员的工资获得显著改善，甚至已超越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最低工资对本港就业市场、社会、经济（包括中小企的承受能力）、通胀、生产力、竞争力、工资水平等多方面均可能有影响。故此，最低工资委员会就最低工资水平进行检讨，须按以数据为依归的原则参考“一系列指标”的数据及其他调查的资料，并考虑其他未能完全量化的相关因素，以确保最低工资水平在防止工资过低的同时，不会导致低薪职位流失和损害香港的经济发展及竞争力。

最低工资委员会的咨询工作

我亦借此呼吁大家，积极参与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公众咨询，并在本月二十日前，透过委员会网页的电子表格（www.mwc.org.hk）、传真（2110 3518）、电邮（mwc@labour.gov.hk ），或邮寄（中环统一码头道38号海港政府大楼一楼最低工资委员会），向委员会提出意见。

完

1 撇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

2 撇除最低工资所不适用的政府雇员及留宿家庭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