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跨省追捕”遭公权私用　警权是时候改变了

去年底，广东一名医生因在网上发文批评一种在内地售卖的药酒——鸿茅药酒——虚假宣传功效，而在今年初遭药酒生产企业所在地的公安“跨省追捕”，并羁押于当地看守所。昨日（4月17日），案件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回重查，该名医生获取保候审。
事件引起内地舆论轰动，人民日报微博、新华网都有跟进及评论。“跨省追捕”是否合法合理成为推动舆论的最大动因。而梳理基本事实，不难发现公安大有滥用权力之嫌，背后或更涉及地方经济利益纠葛。固然，是次事件中，公安也可能只是一个“被动执行”的角色，但既然十九大之后公安高调强调要推动“法治”建设，那么就要为此刮骨疗毒，而绝不能纸上谈兵。

广东医生谭秦东去年底在网上发文《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质疑这种药酒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网文浏览量略超2,000。今年1月，药酒生产企业所在地，内蒙古凉城县的公安，以“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为由，从内蒙古南下，跨省追捕谭秦东。逮捕通知指，这一网文导致2间公司、7名个人要求退货，造成药酒企业损失共计140余万元。

“跨省追捕”制度欠奉　成打击异地监督“利器”

内地公安“跨省追捕”的根据最早是在1956年。后来，为避免公安只持有一张《逮捕证》就可以随意拉人，也为了简化层层手续、提高破案效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1979年更新了规定。现时公安“跨省追捕”的根据都是这份1979年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到外地逮捕人犯手续的几项规定》。相比以往，这份新版《规定》严格了追捕手续，强调需要携带嫌疑人的主要犯罪材料和检察院批准的逮捕法律文件，以及需要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执行。至于更详细的拘捕细则，网上未有公开文件。

平情而论，“跨省追捕”对打击重大逃亡罪犯有其必要性。但是，这项手法，在如今却愈来愈变质为一种打击“异地监督”的手法。内地不乏普通民众因言获罪遭“跨省追捕”的冤假错案，例如2008年王帅案、吴保全案；2010年谢朝平案、王鹏案等。民众在网上发言，因批评政府或触动某些个人或集团利益，而被异地追击。而翻查这些案例都可见，实际的追捕过程常常缺乏最基本的程序正义。

回到是次谭秦东事件，“跨省追捕”的具体依据存在诸多疑问：一篇浏览量不过2,000的网文导致企业140多万元的损失，其中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是否有足够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事件是否严重到足以启动“跨省追捕”的程序？另外有大陆媒体报道，警方所指的2间退货公司，其中1间称并未退过货，另1间则表示虽然退过货，但目前仍在销售、业务正常。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谭秦东所质疑的这款鸿茅药酒，的而且确受到国家有关监管部门多次通报违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通报显示，2004年至2017年底，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共检索到该药酒不良反应报告137例。据不完全统计，鸿茅药酒广告曾被江苏、辽宁、山西、湖北等25个省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违法次数达2630次，被暂停销售数十次。

公安在未有厘清这些问题的背景下就贸然启动“跨省追捕”，必然会受到舆论的大力批判。违法逾2000次的企业不受整顿，而在网上发文1次的医生被“跨省追捕”，这种异象令内地民众不能接受。事实上，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内蒙古凉城县最大的企业之一，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据了解该企业在当地扶贫事业中也十分活跃。不难想象，这间企业在当地享重要地位，而在中国国情下，公安为当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公众质疑公安是受指使才有此行动，也是一种合理怀疑。

治本在于制衡警权　中央地方警权关系需革新

在中国国情下，地方存在财政与行政问题，“唯权不唯法”有其现实上的难言之隐，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公安卸责的借口。

短期来说，首要任务是制衡警权。跨省追捕时，当地协助者因不需担责任而助长了权力的滥用。在已有规定中，当地警方扮演的仅是协助原地警方的角色，并默认原地警方只要出示必要证明即可，不用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是谨慎执法的一条红线，少了这条红线，则间接帮助实现荒唐的、不合例的追捕，当地警方更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打手。因此，公安部应与时俱进，近四十年前的异地逮捕的规定亟需改变，详细确定当地、原地公安局对跨省追捕的责任问题，平衡打击罪犯和保护公民权利。这种做法应能对滥权多少起到一些牵制作用。

而长远而言，应考虑设置中央公安执法系统，将“跨省追捕”的权力从地方拿走，全国性的“跨省追捕”应由中央执行。事实上，对于地方一级的公安机构来说，他们也并不具备针对全国性或复杂的跨区执法的资源和专业能力。因此，“跨省追捕”的手续、过程常有各种粗糙及不专业的表现，也极容易为当地势力所利用。

现时内地的公安系统中，公安的最高领导部门是公安部，是一个行政领导和政策指导的部门，不需要直接执法。对于地方上的重大案件，公安部是通过“督办”的形式实现监管，也即是公安部通过社会公示等办法，督促地方公安局在限期内完成侦办。而未来的公安中央部门，更应该转型成为全国性案件的直接执法主体。这种执法体系在其他国家已有实践，例如美国FBI与各地警察局是两种角色，跨州的案件、地方上过于严重而当地警方无法处理的案件，都会交由FBI处理。

时政评论人士赵楚撰文指出，在铁路安全、航空安全及国家安全等领域，中国已经有中央和专业领域分层平行执法的局部经验，可为公安借鉴，而近年法院等体制改革，包括全国监察委的设置，已经为警务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显示了新的思路；地方警务应更切实地回到地方治安上，而为全国性执法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应是地方公安的非日常任务。

今后五年，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五年，是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五年。我们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平安中国建设、法治公安建设……
2018年1月24日内地公安厅局长会议，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赵克志

公安系统的权力边界，被外界认为是影响中国法制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民间、学界已多次呼吁，警权要受制衡，执法要全面依法行事；而即使未来会设置中央执法机构，也需慎防其权力独大，因其掌握更精锐力量、丰富资源，若被滥用，危害更大。但总括而言，在“全面依法治国”与“法治公安”一再被重申之际，应对革除体制弊病痛下决心。可以说，刮骨疗毒会很痛，但公安系统改革势要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