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刘晓波保外就医　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悲剧

据报道，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诺贝尔和平奖得奖者刘晓波，患上了末期肝癌，已办理保外就医手续。刘晓波以这种形式离开牢狱，可以说是一个悲剧，而中共当局亦势必背负制造这场悲剧的罪名。虽然自刘晓波在2009年底被判囚11年之后，中共对异见人士的处理渐趋宽松，但这种改变仍远未足够。刘晓波现在可以保外就医，但却反映中国在政治、法治的改革仍然是长路漫漫。

延伸阅读：刘晓波患肝癌晚期　代表律师莫少平：已办保外沈阳就医

其实在最近两三年，已经不时有消息指刘晓波很可能提早获释，和家人团聚。尤其是挪威在2010年向刘晓波颁授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中国与挪威的关系一度冰封，但两国交往近年已趋正常化，外界曾经期望，中共已经放低了刘晓波事件，他获释只是迟早问题。

获准保外就医　重获自由言之尚早

但这一盼，到刘晓波服刑差不多8年、快将刑满之际才实现，更是因刘晓波患上末期肝癌，生命危在旦夕时才令他离开牢狱。而且刘晓波的保外就医，未必等同重获自由。因为以内地的政治现实来看，刘晓波离开监狱到医院治病之后，能否就成为一个自由人，与外界接触，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被限制自由，实在难以有令人乐观的理由。就如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没有干犯任何罪行之下，多年来一直因为某些原因遭到“软禁”一样。

事件发展至今，虽然刘晓波将保外就医，但不少人看到的并非中共当局的宽大，而是觉得其“残忍”，要将刘晓波“摧残”到身患重病，才将他释放出监。而面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批评，无论他们是出于情绪上对刘晓波的遭遇难以接受，又或出于政治立场上对中共的一贯不满，中共当局都只能对当中的责任概括承受，成为造成这宗悲剧的“歹角”。因为在刘晓波的问题上，中共的处理方式确实是一个错误，必须批评。

对待异见人士趋松　中共就是宽大？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晓波在2009年底被判囚之后，中共当局对待异见人士，处理上的确有一点趋向宽松的迹象，例如高瑜在2014年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上诉后获减刑至5年，并获准在监外执行，变相将她释放，这种上诉后令判刑“翻盘”的情况，在过去涉及异见人士的案件上相当罕见；至于2015年“709事件”中的部分被捕维权律师，其后虽然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但如李和平、勾洪国等，亦同时获判缓刑，客观而言，当局的处理看似是“轻手”了。

【专页：刘晓波肝癌晚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被囚逾8年保外就医

然而，正如刘晓波事件，外界所感觉到的并非当局的宽大、折衷，因为对不少人来说，无论是刘晓波也好，其他异见人士也好，以至维权人士也好，人们不认为他们触犯的是刑事罪行，而是政治上的“不识时务”，只是用“莫须有”的刑事罪名来处理。

就如刘晓波惹来牢狱之灾，起因是他在2008年12月10日，亦即《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之际发表《零八宪章》，呼吁中共当局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改善人权状况，以至提出以中华联邦解决两岸问题等构想。这个极富想象力、也带有浓厚“自由主义乌托邦”式愿景的蓝图，本来只是知识份子抱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情怀，对国家的发展前途积极作出建言。

而且从现时中国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格局来看，这项建言谈不上有多少实际的影响力，却被中共内的一些保守人士视为大逆不道。尤其因为刘晓波被西方社会视为“普世价值”的中国代言人，部分西方人权组织更以不同方式支持其活动，在中西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对垒的国际大环境下，刘晓波便成为一些人的“关注”对象。

知识分子并非威胁　中共要更有自信

但是，知识份子不应是国家政权的威胁，而刘晓波在其陈述书《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亦显示出他没有挑战中共政权的意图，甚至赞扬中共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中共当局理应有更大的自信，对这些知识分子的“异见”给予更宽大的空间，逐步营造出百花齐放的言论平台，将其对家国的使命感，变成推动国家良性发展的正向能量。

在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推动法治建设，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在显示中国的进步。但从刘晓波以至不少维权律师的遭遇，也显示出中国的法治改革，以至政治上的宽容度，与不少人的期望还有很大的落差。对此，或许不少人觉得没多少乐观的理由，但也不应太过悲观，正如刘晓波所指：“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