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开埠180周年　重临变革的关头

1月26日，一个大部份香港人都如常生活的日子，背后却承载着重要的历史。1841年1月25日，英国海军军官卑路乍作先头部队，于上午8 时15分登陆今上环水坑口。翌日英国远东舰队分支抵达，并于该处扬起英国国旗，正式接管香港，又在海面鸣炮示意，标志着香港从此正式开埠通商。距今180年，香港已从一个小渔港蜕变成斐声中外的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成为今日此番模样，无疑是由众多历史的巧合拼凑而成。当时伦敦在拟定在华创建的据点时，首选紧扼长江口咽喉的舟山群岛，然而由于当时战事由在华南拥巨大生意利益的怡和大班渣甸及勿地臣主导，两人劝说英国对华全权代表义律先斩后奏割取香港，意外赋予此鸟不生蛋的不毛之地格外的意义。就连外交大臣巴麦尊及年轻的维多利亚女王对此山多地瘠的小岛亦不以为然，后者更语带嘲讽的自称“香港公主”。

百多年历史中香港一次又一次处于权力夹缝，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为孙中山、胡志明等革命党人教育、逃难、建党之地，在东亚步向现代扮演重要角色。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邱吉尔下令夏悫上将抢先驶入维多利亚港受降，确保英国在港主权。四年后解放军席卷全中国，临近深圳河毛泽东亦指示不得越过边界。同样事件于左派六七暴动时发生，中国民兵越境与香港警察爆发沙头角枪战，也是周恩来制止避免事件一发不可收拾。

自由经济既能载舟　亦能覆舟

正是如此，香港过去百多年一直充当西方进入中国的南大门，也为中国内地认识世界的视窗。战后中国大陆闭关锁国，香港地位更加吃重。五六十年代世界工业蓬勃，香港一跃成制造业中心。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港商亦为首批走入中国的外资。九七易帜之时，弹丸之地的香港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中国一成八之多。顺着天时地利，令香港在过去百多年来一直无往以不利，惟同样原因也解释到今日香港的困境。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坐上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高速列车，经济实力不断膨胀。短短二十年间香港从中国经济桥头堡的18%急降至3%。面对经济发展速度的此消彼长，香港人渐感到有被取代、被同化的压力，对大陆产生焦虑及抗拒，亦是自然不过的反应。此与西方发达经济体面对全球化、国内产业萎缩、贫富悬殊加剧、向上流动力骤减的现象，亦同样诉诸于民粹运动，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崛起的背后原因不无相似之处。

180年前香港开埠，正值世界从重商主义转往自由贸易的潮流。1834年英国国会终止东印度公司的特许专营权，怡和洋行乘势而起。香港开埠时便以无关税的自由港奠基，第四任港督宝灵更曾宣称“耶稣基督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便是耶稣基督”。同样自由放任主义原则维持百多年，并由郭伯伟、夏鼎基承继，更移花接木被佛利民拿为样板，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的报告，港官学者甘之如饴。

牢守“一国两制”　展开社经改革

然而英国人的百多年统治中，自由放任亦不可能是不可逾越的教条。1894年鼠疫来袭，港府不得不暂弃以往华洋分治的间接统治，改革东华医院、加强卫生市政、提升华人的医疗服务。1953年圣诞节的石硖尾大火，亦迫使港府施以行政手段，加快兴建徙置屋邨，否则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状况，将会是今日香港的漫山遍野。郭伯伟积极不干预主义的时代，却同时为麦理浩九年免费教育、十年建屋计划的大政府时代。

现今中国以举国体制扶持国内的国企民企，曾有“亚洲电影王国”之称的香港文化产业亦正受政府背后大力补助及推动的韩流侵蚀，纵然是美国，不论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或拜登的“买美国货”，也是以保障本地产业为纲，香港在此世界潮流下显然不能坐而待毙。在疫潮下各国政府争先抛出史无前例的刺激经济方案，亦是意识到盲信市场“无形之手”的新自由主义已无以为继，修正资本主义方是唯一出路。

英军180年前登陆水坑口，标志着西方敲醒中国第一鸣炮火，世界格局亦随之而来一场大洗牌。当年在港的中国知识份子纷纷主张变革救亡，激起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辩。三个甲子以后，世界正面临另一场国际秩序重塑，中美争霸令香港作为中西交流视窗的角色备受压力，曾蔚为风潮的新自由主义此场疫潮中亦暴露了弱点。“一国两制”绝对是香港的宪制性基础，不能有所动摇，但与此同时，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改革也是无比重要。在此惊涛骇浪中，香港政商精英又会否继续坐享既得利益，对改革逼切性视若无睹，葬送香港的命运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