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学者不应将“抗疫”政治化

占中发起人、法律学者戴耀廷周二（18日）在传媒发表题为“抗命、抗疫、抗争”的文章，将去年反修例以来的抗争与当下的抗疫混为一谈，指“抗疫无可避免成为抗争的一部分”。戴耀廷过去曾鼓励市民违法抗争，已有失法律学者的身分，如今在疫情爆发期间，他不是鼓励政府与市民齐心以科学为本抗疫，反而公开支持将抗疫政治化，实不恰当。社会已因为政治气氛，而令防疫工作遇不必要的困难，社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更应秉持价值，提醒市民正确的方向。

戴耀廷在反修例示威期间曾为各种违法抗争辩解，甚至提出“打破政治洁癖才是当务之急”的讲法支持违法活动，有损其作为法学学者的身分。当下新型肺炎袭港之时，他号召市民要将抗疫作为抗争手段，指“（抗命）不能只靠街头的行动”。虽然他试图淡化其逻辑，指因疫情发生在抗争之后，故此抗争政治化是“无可避免”，但他的文章没有指正方向，反而推波助澜。

自上月下旬疫情紧张开始，不少市民已将“抗疫”政治化。部份是出于反修例风波以来对政府的不信任，部份是因为对未知的疫症而恐慌。但不论如何，结果就是有人口号式地追求“全面封关”，甚至为此发动医护罢工，而且对所有检疫隔离营的选址也反对。这些意见大多欠缺科学根据，例如专家袁国勇也指出翠雅山房在科学上安全，市民仍然为此堵路，反映出对政府的反对情绪由反修例运动延续了下来。然而，防疫与修例示威的性质不同，甚至关乎的是“人命”，只能以科学去决定。挪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说，“这不是一场纸牌游戏，是你和我的命”（This is not a game of cards. This is your life and mine）。

面对社会人们迷失的恐慌、躁动甚至不理性行为，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去指正他们，而非跟着民粹思潮抛出一句“无可避免”的话。不论实情是否“无可避免”，传媒、学者和社会领袖也有责任提醒大众。有良知的公众人物，尤其是理应为知性表率的大学教授，也应该知道“抗疫”不是搞政治操作的时刻。

政府面对新型肺炎的防疫措施的确不足，而且来得慢，尤其香港已有沙士（SARS）前车可鉴，更显当局值得批评。就此，戴耀廷在文中指摘政府抗疫不力，当然有理。然而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应当知道民间力量即使重要，但毕竟不是处理重大社会危机的解药，对于政府的不力，应当力陈改善方法而非放弃，错以为可单靠民间自救网络并长期为之。再者，所谓的“民间”在反修例运动中早已演变成“黄蓝”的阵营之战。此时忽视社会矛盾，反而高举民间自救，很可能就是扩大社会撕裂，无法促成社会上下齐心的“抗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