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民主党复兴与香港新生　壮大中产是再次崛起之道

9月4日的立法会选举，是对香港中产阶级和民主党的一次重大考验。表面看来，选举结果将反映民主党能否完成世代交替，保持自己在香港政治中的重要性。但事实上，它的得票将说明香港中产阶级目前的状况，究竟这个阶层经过这几年的政治混沌，能否在关键点找到自己的定位，会否因为政治的浮躁和社会关系的撕裂，陷入持续的无方向感和继续浮沉在政治焦虑中。民主党的崛起与衰落，也是香港中产阶层走过的政治道路；它在过去一段历史所面对的挑战，也是香港中产阶层同样面对的。民主党若要中兴，视乎中产能否引导香港凤凰涅槃，重新找到自己在历史和地域中的角色。

创党于1990年的港同盟，于1994年重组为民主党，它与香港同步发展、一起成长，见证了香港成为相对富裕的社会。民主党创党核心成员，包括司徒华（教师及工运领袖）、李柱铭（大律师）、杨森（学者）、何俊仁（律师）、刘千石（工会领袖）、李永达（教师）、罗致光（学者）、张文光（教师）、张炳良（公务员和学者）、卢子健（学者）、李植悦（律师）、陆顺甜（学者）等，虽然都是社会精英，属于最能代表当时香港中产阶层的一群；但他们正如二战后香港大多数市民，都是从草根逐步向上攀爬，是香港社会早期向上流动群体的典范。因此，当时的民主党基本上是最能代表香港社会整体利益的政党。

除了这种阶级背景，民主党也代表着香港市民的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他们普遍受到西方社会的影响，既有当时主导全世界的西方社会价值观，更直接受到香港殖民地教育和社会的影响，重视个人权利，向往自由生活，希望香港能好像西方发达社会一样，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香港市民一般都视这种追求为普世和理所当然的。同时，不同于商界和左派的政治经济群体，民主党和大部分香港市民对殖民地政府和专制的中共，都同样持有批判态度。

中英谈判前，大部分民主派人士已提出“民主回归”。当时不少香港人选择移民，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但更多人却认同回归。 民主党成立时，其《党纲》亦言：“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支持香港回归中国”。但这种对回归或中国的认同，却有别于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六四事件就更将香港人的恐共心理推至高峰。六四后香港人出现一方面支持回归、一方面抗拒中共统治的矛盾心理，而支联会则是这心态的载体。民主党的领导层与支联会几乎完全相同，因而民主党也承接了市民对支联会的支持。九五直选就恍如亲共与反共的“爱国”阵营对决，造就主张“爱国不爱党”的民主党大获全胜，站在左派一边的民建联、港进联、自由党、自民联等并未获得市民的认同。

中产阶级既是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和群众基础，它的升沉起落就直接影响了民主党的盛衰荣辱。民主党近二十年的发展，也见证了这一点。九十年代是中产茁壮成长期，也是民主党最辉煌的年代。民主党于1995年大胜是它最辉煌的时刻。它于20区直选中出选15区，在单议席单票制下，成功取得12席；加上功能组别的5席与选举委员会的2席，囊括议会60席中的19席，联同其余民主派的12席，成为了议会的多数派。回归后的1998年立法会选举，民主党的直选得票仍急增近25万，得票率继续提升；只是碍于比例代表制而致令议席下降。事实上，回归前后的香港社会，与民主党一样，既是盛世，也是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开始转型。亚洲金融风暴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持续下跌，市民收入中位数停滞不前，2007年才回到之前的水平。

反思香港在九七之前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战之后，香港如何逐步承接西方经济高速发展的效益，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中国在八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利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珠三角，依靠自己的独特地位继续让市民积累财富，直到这种转移效益减缓，香港又没有任何创新或新的经济发展重点，面对产业空心化，财富效应被地产和金融的资本密集型经济所垄断，原来的中产阶层所能获得的界外效益减少，甚至透支着以往的储备，中产阶层的生活质素骤然下降。大部分中产阶层都还记得，当时的香港受楼市暴升与高薪职位锐减双重夹击。2006到2013年时的情况最为明显，香港小型住屋楼价急升188%，富人能藉“炒楼”获取巨利。但相对楼市，住户的入息中位数却只上升30%，上班族劳动收益远远滞后于楼价升幅，中产的置业梦遥不可及。根据政府2015年《香港的社会流动》研究，从事辅助专业人员的青年比例，由1991年10.3%上升至2011年21.1%；意味愈来愈少年轻人能晋身专业阶层。月薪收入低于10,000元的在职青年，更由1991年21%上升至2011年34%。高学历青年的就业前景亦大不如前，大学毕业生入息中位数持续下降，由1993年的18,684元，跌至2003年的11,148元，2013年更低至10,860元。香港“笋工”难寻，青年人无缘向上流动。因此，整个香港的发展受困于“M型社会”（中产萎缩、贫与富者则上升）、“中产下流化”与“产业单一化”等问题困扰；市民也自然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这是香港目前深层次结构问题的主要根源。

随着中产阶级优越经济地位受到侵蚀，曾经让其骄傲的自由主义也同时受到西方经济不断面对危机、中国经济崛起、左派爱国主义泛滥、右派激进主义的挑战。在政治层面，以往民主派人士都能很好地与中共交流和沟通，民主党的创办人李柱铭和司徒华就曾经是基本法的起草委员。这样的关系在六四之后完全改变。由于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善于政治操作，加上其他西方国家因为中国的变化也开始对香港政情增加关注，让民主党从以往在西方政治力量和中共之间表现得游刃有余、有效平衡自己的角色，变得只能够从殖民地政府和西方国家获得精神上的支持，无法完全掌握自己的独立性。当时的民主派成员大都不是专业政治家，加上严重缺乏资源，面对这样的急速变化，民主党及其代表的社群实在有些不知所措。

中产阶级的萎缩显著削弱民主党的群众基础与社会支持。对前途失去信心的年轻人，在政治上走向激进；逐步失去中产实力的成年人，也开始呈现对社会的高度失落感。这趋势更令民主党内部成员质疑政党的主张是否落后于形势。于2002年退党的少壮派领袖陶君行更直言民主党“只适宜守业，永远落后于形势”。不少精英中产选择退党，剩下的第二梯队以全职区议员和党工为主，青黄不接。此后，党内年轻一代的躁动与迷惘，长期困扰民主党。

这趋势令民主党失去方向、自信，自我认知、定位不清晰，在政治形势复杂的环境中进退失据，结果政治能量与影响力持续下降。这可见于它在立法会与区议会的议席不断减少：于2004年立法会选举中失去第一大党地位，仅取9席，2008年仅得8席，至2012年更只得6席，地区直选议席更少于公民党。直选得票由1998年逾63万，跌至2012年约25万。区议会方面，于2003年取得95席大胜后一路走下坡，2007年仅得59席，至2015年更仅余43席。得胜率由2003年逾八成，降至去年45%。

这是否代表民主党的衰退是必然？或是无法挽回的？或许判断下得太早。如果要寻找答案，既要反思民主党和香港中产的崛起之路，还要重新认识这段路的本质。中产是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民主党的崛起历程同样是香港中产生态变化的反射。今日民主党衰退，主因是中产阶级基础动摇，财富效应萎缩，身分认同与自信受到挑战，更缺乏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因而产生认知上的严重落差。民主党要走上复兴之路，就有必要既重新认识自己的社会身分和作用，更要为香港的中产阶层找到解决它的问题的有效方法。民主党一朝不能为香港中产找到出路，就无法在社会找到自己的存在定位和发展方向。

香港的命运紧系香港中产阶层的现实与动力，是否能让自己重新成为香港的支柱；民主党同样如此；在这意义上，民主党的命运与香港紧密扣连，它的复兴之路也是香港的出路。民主党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令中产恢复它的活力，而且重新成为推动香港发展的动力源头。

无疑，在回归前的香港，经历了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财富积累，香港拥有足以傲人的财富和生活水平。然而，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建设却从多方面让香港的发展变得裹足不前，甚至出现中国经济大幅增长，香港却逐步失去竞争力的状况，甚至成为无法改变的衰败进程？显然，香港的中产阶级身分并没有证明它拥有应变和保持竞争性的能力。甚至可以说，当中国的改变挑战着香港曾经拥有的优越感，香港并没有推动适当改革的能力。如果中产阶级是一种能力的证明，那香港曾经的中产身分只是假象，因为它只是拥有了财富，而不是具备真正制造财富的实力。或者说，就算香港中产阶层曾经拥有实力，但在不同的时期，它并没有将这种实力应用到新环境的条件。

同样地，香港曾经追求的价值观和信奉的意识形态都无法充分说明中国的崛起，更无法帮助掌握香港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当全世界都在认真探讨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时，香港被这种“突变”所震慑，它在这样的讨论中变得无语。曾经作为中国与西方交往桥梁的香港，却在不知不觉间被中西直接互动所替代；曾经自以为最佳联系人的身分变得可有可无。忽然间，香港引以为傲的一切都不再有显著价值。这种感觉显然都发生在香港的中产阶层和民主党身上，只是形式有所不同，效果有所不同。

真正的中产兴起，需要“中产”具备创造价值与实干能力。“假”的中产兴起，所带来的只有财富增长，社会竞争力并无明显改善。

因此，民主党若要壮大中产，须思考如何让真正的中产阶级在香港壮大扎根，而它自己在当中又可以担当怎样的角色。民主党应该重新检视政纲，发展政策，朝向增加社会向上流动性，让更多人晋身中产阶层。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教育。这并不是单纯增加大学学位，而是革新教育制度，不能与社会发展脱节，特别是重视发展科技相关的学科与产业活动，这才能让大学生毕业后，能于职场学以致用。另一方面，亦须注重扶持现有中产阶级，纾缓他们的困境，政策方向可包括稳定楼价、增加高薪职位等。

这是艰巨的任务、严峻的挑战；但我们对民主党仍满怀信心。泛民之中，公民党只能说代表精英阶层，更有“大状党”之称，是社会中的天之骄子，工党侧重工人权益，民协与街工则主要为地区社工型组织。至于民建联与工联会等建制政团，由于其特殊背景，更难反映主流民意、平衡社会利益。虽然民主党在过去二十多年， 在政治、经济、社会多个范畴中都有不少错判、误读，有时甚至轻视理应重视的民生课题。但民主党在不少关键议题、大是大非上，仍能正确判断，甚至愿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民主党促成2012年立法会与行政长官产生方法的政改方案，也许是它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惨败的关键，但民主党领导仍能坚持与中国政府对话的正确路线。另外，民主党决定见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也须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政敌的质疑与激进派的指摘、狙击，但它仍坚持正途，充分显示其政治智慧。与张德江会面时，更能坚持讲真话，不失党格。会面后，其依然坚持平反六四，显示巨大道德勇气。这证明民主党仍是值得信任的政党，其政治路虽然迂回曲折，但却没有走上歧路。

我们期望，民主党能够找到复兴之道，能在议会中有效鞭策政府，制定有力、对香港有利的政策。再者，我们也期望民主党带领市民正确认识中国，并建立有效沟通，这对一国两制有效落实非常重要。

你想看更多精彩的深度文章吗？请购买今期《香港01》周报，或点击此处：成为我们的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