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取消对冲 踏出保障劳工退保权益第一步
取消对冲的新方案中，政府会以2022年划线，雇主只需要额外供款1%至新增户口，用作支付取消强积金对冲之后要负担的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长服金）。政府注资172亿成立过渡储备金，“协助”商界应付该1%供款不足以应付的新增开支。划线之后的首三年，政府将会与商界平分遣散费或长服金补偿。如果雇主帐户资金不足，政府会再分担余额的一半，即最多承担75%赔偿。相关承担份额会每年递减5%，至12年后完成过渡期。劳方普遍支持此项建议，我们也认为方案纵使仍有不足，但总算是走了一步，政府不宜再拖，应该争取更早落实相关安排，然后再谋持续改革。
舆论一再指出、说明、道破，强积金与遣散费、长服金制度是本质不一的社会保障，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简单来说，强积金是退休保障，在政府拒绝推行全民退保的前提下，可以说是让劳工阶层能退有所休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笔钱只能、也只应在员工退休后才能调用。另一方面，遣散费及长服金则属于失业补偿制度，是雇主要解雇长期为公司服务的忠心老臣子时，必须承担的法律、财务、道德责任。自推行强积金以来，劳工阶层被对冲机制“合法盗取”的血汗钱，已逾350亿元。当前安排，实际上是允许资方挪用打工仔的退休金、甚至是“棺材本”。叫这安排做“对冲”，也不过是美化了其压榨劳工的本质。
制度剥削由来已久 损管治威信
造成这种制度剥削的主要成因，是政府在落实强积金制度时，模糊两种制度的本质，惯性向商界让步和谄媚。解雇或遣散曾经为企业发展的员工，其失业的保障责任应该由雇主承担，或是应该用公帑建立失业保障，这本是不辩自明的事，更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保障设置。但政府当年既欠缺向商界据理力争的魄力，又短视兼且急于求成，在讨论扰攘多时后，最终“跪低”，令强积金制度中存在了这项极度不公不义的“合法打劫”机制。其后历届政府同样欠缺根除积弊的决心与魄力，一再在修正制度剥削的工作上，逡巡畏进、蹉跎岁月，也一再令市民见到政府长官在商界代表面前始终擡不起头来，持续损害港府管治威信。
香港的商界非常懂得利用政府的“软弱无能”，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做个负责任的雇主，坚持反对取消对冲安排的立场，令这项合法但极不合理的机制得以苟延残喘。他们用得最多、至为“冠冕堂皇”的借口，是政府也有保障劳工的责任，不应该把退休和失业保障的责任都推卸至资方。
平时喜欢高谈阔论“自由市场”、“不干预政策”的商界，在谈到企业保障劳工权益的责任时，却高举“政府责任”的大旗，好不讽刺。的确，政府在基层劳工遭遇困难时，必须提供社会保障，这是综援制度设立的原意。但是在此之前，政府更有责任去规管和鞭策资方，使企业合法合情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更须借此向商界进一步说明，政府不会再在保障劳工权益的问题上软弱让步，以恢复、维护、提升管治威信。
资方喜欢使用的第二个理由，是新增营运成本会压倒中小企，引发倒闭潮。这种说法有两个关键须留意。一是说明政府早就不应该允许聘用大约一半劳动力的大型企业作任何对冲。香港的大企业虽然占整体注册公司的不足2%，但招聘了近半的劳动人口。这些企业或资本雄厚、或盈利能力极强，取消对冲对他们的影响微乎其微，早在落实强积金制度之初，就应该把这些大企业排除在对冲机制之外。
二是突显政府其实只需要帮助真正没有能力就退休及失业保障承担“双重供款”的中小微企。先不说不少中小企背后都有大财团的影子，对于大部分聘请数十名员工的企业来说，要他们承担雇员的失业及退休保障，纵使会构成一定的财政压力，也不可能引发什么倒闭潮。政府必须体恤与精准支援的，实际上只有少部分中、小、微企。不论是出于政治责任，或堵塞大资本家的口实，政府确有责任扶持这些尚欠竞争力的小本经营或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但绝不能因为少数企业主生意难做，即牺牲数百万打工仔的应得权益。
资方理据可笑 莫再阻社会进步
历史上，但凡劳方提出任何合理要求，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改善工作环境等，商界都会扭尽六壬，搬出“倒闭潮”或“成本转嫁消费者”等金牌，以期“拖得一时得一时”；在取消对冲的问题，他们就成功拖了约20年。庆幸的是，历史同时说明，这些所谓理据在政策落实后，都一一被证实是不值一哂的诞辞妄语；商界愈是强调这些理由，愈见其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丑态与本质。但社会在这问题上，不可以简单怪责商界无良，始终企业存在的最大目的和意义都在于营商，控制成本、扩大利润是商人的天职、责任；但纵容资本无良、制度不公，却置若罔闻的政府领袖和社会精英，则应该受尽千夫所指。
在处理劳工权益时，政府一向的取态是务求“氹掂商界”，至于会否“激嬲劳方”、延宕改革，则是极其次要的考虑。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与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会面后，透露张建宗强调新方案“不会出卖商界”，可谓充分说明这一点。这句说话是否意味着通过对冲就是“出卖”资方，而不是合理的劳资权益关系改革？如此无知的说法出自政府公务员首长口中，可谓极尽讽刺之能事，尽显政府官员在商界面前只有擡不起头、摇头乞尾的奴仆心态。
展现为民决心 借实绩取信社会
新安排虽然获得劳方代表的肯定，但依然无改其以公帑为商界“埋单”的本质，官员对资方代表的说话，更教人不安，甚至担心官员会否再次出卖劳工权益。政府若要取信于民，使社会放心，就要展现做实事的态度，而不是继续这种谄媚商界和懒政的态度。例如，政府应该反思如何更妥善运用储备金，而非用“氹掂商界”的态度。就以上文所述为例，若然所谓的过渡安排旨在协助弱势企业，使其免于倒闭风险，划一为所有雇主提供资助的做法就是不合理。政府在派钱问题上，一再强调资源要用得其所，在全民退保问题上，也强调富有老人不应无条件领取政府援助；聘用成千上万员工的大企业，充分具备支付遣散费或长服金能力，政府却要补贴一半、甚至更多，又是什么道理？按照政府声称的理财原则，把172亿社会财富，集中用以支援通过审核、真正有急切经济需要、支付遣散费或长服金后会面对破产风险的中小微企，是否更为合理？这又是一次政府采取双重标准，言行不一的典型案例。
政府官员，特别是作为众官之首的林郑，应在关键问题展现领袖能力，勇于向商界不合理要求说不。领袖意志指的是本着社会最大利益而果断行事，其展现的是充分的政治魄力、过人的识见，与刚愎自用、闭门造车的长官意志并不一样。事实上，梁振英的教训已充分说明长官意志并不能为修补退保制度不足带来任何改变，独擅独断更会引发社会的集体反弹。
我们一直希望林郑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施政道路，争取社会整体支持，与霸道的既得利益阶层斡旋，提出整体、具远见的退保改革策略，向社会作出庄严承诺，改变以往不断牺牲老百姓和劳方利益的传统。事实上，若然强积金制度各种漏洞不改革（如进一步改革强积金投资管理制度，压低管理费用）、作为退保第一支柱的“全民退保”计划始终不提上施政议程，则香港市民终难做到“老有所养、退有所休”。香港政府是时候解决对冲等一系列实质管治难题，反思香港需要怎样的政商、政社关系。香港官员更是时候反省自己工作的最重要内容，是持续那种只注重商界利益，对民众福祉得过且过的态度吗？只有通过真正的改革，林郑的政府才能真正做到超越狭隘界别利益，真正推动深刻改革，成为全社会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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