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观点】金融大鳄索罗斯　掀下一波文明冲突

过去一年，不论是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或是他创办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 OSF）都成了匈牙利政府、以至中、东欧当权者的眼中钉。虽说OSF是全球规模最庞大的“慈善机构”，其踪迹遍布全球逾100个国家，由国际移民问题、裙带资本主义的贪污问题，以至公民投票权等民主化倡议，索罗斯和OSF皆不怕掺进这潭“政治浑水”。本质上，OSF打着“民主”的旗帜理应能占据道德高地，但为何其组织所高举的理念会惹起如此的反扑，令索罗斯成为东欧诸国当权者的共同敌人？是东欧在苏联解体后的民主化进程出现问题，还是“民主”这个概念出现根本性的内部矛盾？可以肯定的是，索罗斯与匈国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对峙不仅是匈国的内政问题，还隐含着未来数十年全球文明冲突的主轴。

推广普世价值是还政于民，还是金钱堆砌的“另类独裁”？

不论是索罗斯本人的言论，或是基金会所倡导的普世价值，都跟二次大战后国际社会（较准确应说是西方主导）和《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价值观体系大抵上都如出一辙。基金会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即基本人权和尊严、法治（rule of law）、公民权利、公平公开选举、反种族歧视及同性平权等，都是全球人类在二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后一直追求及传播的核心价值，并认为这些基本教义能促进整体人民的福祉，亦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

欧尔班当然不认同这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认为索罗斯不断透过基金会煽动民众，以打击民选政府的管治威信。自欧尔班掌权后，索罗斯不断批评匈国政府施政有违民主的基本方针，更形容欧尔班正建立一个“黑手党国家”（顺带一提，索罗斯是匈籍犹太人，早年因战乱离开母国，故不难理解他会对匈国内政“说三道四”）。不过，索罗斯的批评亦非全无根据。尽管欧尔班是人民“票选”出来的领袖，但其施政方式却夹杂着右翼民粹和本土优先的色彩。早在2010年，欧尔班在其治国宣言中已强调“要建立一个‘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其治国理念亦于近年逐步落实。例如，在数年前因利比亚和叙利亚内战，所引爆的欧洲难民危机，欧尔班无视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主张在边境兴建围栏，阻挡难民取道匈国前往其他欧洲国家；此外，在两人矛盾陆续浮面之际，欧尔班所属的政党通过一项教育法案，规定所有在匈国设立的外国大学，须在原注册国家营运校舍（结果只有索罗斯创办的中欧大学不符合新规定）。此举不但看似是针对索罗斯，更被不少人质疑是打压学术自由。

诚如上述所说，OSF的影响力无远弗届，更在幕后出钱出力支持各地的反对派，以宣扬其组织的“民主”理念。2015年，索罗斯向记者坦言，他确实有份资助13年乌克兰的反政府示威，间接推翻了“民选”的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不仅是乌克兰，OSF的“资助活动”还遍布整个东南欧，故不难理解为何俄罗斯、马其顿、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政府会对索罗斯和OSF有如此敌视的态度。在他们的眼中，索罗斯面目虚伪狰狞，透过资助反对派和社运人士等活动，以“开放社会”作榥子，煽动民众挑战管治者的权威，是造成社会撕裂和动荡的根源。

到底OSF所推动的“民主化运动”，对于人民而言是福还是祸？这个问题不易解答。诚如乌克兰一例，当年民众走上首都基辅街头，主要诉求是逼使政府放弃亲俄的外交立场，并继续推动乌克兰融入欧盟的进程。可是，当民众成功逼使亚努科维奇下台并逃到俄罗斯，在“革命”看似快将成功之际，却出现了峰回路转的局面。

亚努科维奇下台后，邻国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的考虑下，反过来资助乌克兰东部的独立运动，以防新任政府在外交上倒向西方，引发乌克兰内战。目前，乌东的顿涅茨克（Donetsk）及卢甘斯克（Luhansk）已单方面宣布独立（de fecto state)，而民众除了需要面对因内战爆发的经济崩盘，还有冲突中的人命伤亡。如果命运能选择，眼看当前乌克兰国土已被俄罗斯“肢解”、民不聊生，基辅人民还会再选择走上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抗议中央政府的亲俄外交方针吗？相信索罗斯本人也无法预知，自己原来“有能力”间接引发了一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的内战。

民主的悖论：人民作主还是人民“被作主”

自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爆发了数波民主化运动，不少国家由独裁政体，逐步拥抱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体制。美籍政治经济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着书立说， 认为苏联瓦解后，自由民主制将会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和政府的最终形式（即“历史终结论”）。但就今天情况而言，“民主”虽被邱吉尔形容为“很糟糕的政府型态，但比任何其他存在过的型态还要好”，但民主糟糕和吊诡的一面却逐步呈现于人前。

纵观全球的自由民主制社会，金钱在政治运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有财者，如索罗斯一样，能透过各种形式的“资助”宣扬民主理念，影响及争取民众在意识型态上的支持，从而转化为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左右政府的施政走向。不只是上述提及的13年乌克兰的“广场革命”，还有早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和吉尔吉斯的“黄色革命”等等，都夹杂着“用钱堆砌”的民主化运动。

问题是，这些受OSF资助的反政府运动，当中的抗议对象不乏是由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 故此，这裹产生了一个“民主的悖论”：由索罗斯主导的基金会不断对外宣扬民主理念，但反过来又不断试图资助某些反政府运动，试图推翻“民选”出来的政府。这不是有违“民主”的初衷吗？

事实上，索罗斯一事也间接折射出世界将进入另一个拐点，即威权管治已成气候，逐步挑战二战后主导的自由民主制。不仅是匈牙利“票选”出一个扬言建立“非自由”国家的领袖，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波兰总统杜达、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甚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等等，他们的施政上不仅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同时也不符合西方社会多年来所信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但有一点不得不强调，当下不少的威权政体，却是“自由民主”的产品，多么讽刺。

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最大的文明冲突，未必如亨延顿（Samuel Huntington）所指是不同文明板块之间的冲突，而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西方社会价值体系出现的内部矛盾。正如乌克兰的例子中，如果没有索罗斯的大力支持，相信乌克兰的民间组织亦未必有足够的资源和组织力，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政府示威；但反过来看，难道我们又应该以“银弹功势”来推翻这些由民主选举产生，但又不符“自由民主”价值观的领袖吗？这才是现今自由民主制吊诡之处。 由此可见，未来政体的发展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另一篇章节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