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发者|从产业发展角度 香港高等教育质素完全不合格

撰文: 胡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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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教育近年来在国际排名上捷报频传,五所大学稳居全球百强,教育与教育研究领域甚至包揽全球前三甲,超越了牛津、伦敦大学学院(UCL)等传统名校。表面上看,香港高等教育风光无限,俨然已成为“国际教育枢纽”。然而,当我们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角度审视,便会发现一个令人忧虑的现实:香港高等教育与本地产业需求严重脱节,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关键行业需求,传统优势产业如建筑、法律、会计等领域,正面临“人才断层危机”。

胡恩威专栏|奇妙的揭发者

排名驱动发展畸形:
走不出“指标陷阱”

香港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发展轨迹呈现出明显的排名导向特征,各大院校将大量资源投入能够快速提升国际排名的领域,形成了一种“为排名而办学”的畸形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虽然短期内提升了香港高校的国际能见度,却严重偏离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使命。

资源错配导致奇怪现象

为了实现排名跃升,香港高校不惜重金在全球范围内招募“高被引学者”,这些学者往往专长于能够快速产出高影响力论文的领域。根据政府数据,香港政府在2025年至2028年这三年期内向大学提供的整体补助金中,约78%用于支援教学用途,而研究经费则高度集中在能够提升排名的研究领域。这种资源配置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香港高校在“教职员论文引用率”方面表现突出,香港城市大学在这项指标甚至位居全球第二;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却极低,形成了学术与产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鸿沟”。

香港科技大学的案例颇具代表性。该校在科学数据分析及人工智能学科排名全球第17位,吸引了包括5名哈佛学生在内的国际顶尖人才前来攻读研究生。然而,这些高端人才毕业后大多选择离开香港,或进入其他国际学术机构,而非留在香港参与本地产业发展。香港高校已成为全球学术人才的“中转站”而非“培养基地”,这与建设“国际教育枢纽”的初衷背道而驰。

国际指标掩盖深层问题

在追逐排名的过程中,香港高校普遍忽视了教学质量这一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为了腾出更多资源投入研究,许多高校采取了“重研轻教”的策略:减少资深教授授课时数,增加临时讲师和研究生助教的比例;扩大班级规模,简化课程评估流程,降低要求。虽然在国际排名上表现出色,但在实际人才培养方面却未能建立起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香港高校在国际排名中的优异表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际化指标”的突出表现。根据刚刚出炉的2025-2026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的数据,香港在“国际教职员比例”指标获得98.8分,远超全球平均的36.3分,有6所大学跻身全球前50名;在“国际学生比例”指标取得94.7分,也远超全球平均的33.3分。这些数据表面上看令人振奋,但实际上掩盖了深层次问题。

首先,香港的“国际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内地,真正的多元化国际学生比例仍然偏低。其次,这些国际学生毕业后留港发展的比例极低——2021年,通过IANG签证(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成为香港永居的人数只有3,449人,这意味着香港高校培养的国际人才很少真正为香港经济作出贡献。最后,过度追求国际化的代价是忽视了本地学生的培养质量,导致香港本土人才供应不足。

香港高等教育的排名驱动模式已经陷入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为了维持和提升排名,不得不继续加大论文式研究投入;研究投入增加导致教学资源进一步被挤占;教学质量下降又使得培养出的人才难以满足现实需求。若要打破这一循环,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香港高等教育的定位与使命。

产业人才断层严重:
适配性危机凸显

香港传统优势产业正面临严峻的人才危机,建筑、法律、会计等专业领域出现明显的人才断层现象。这种断层并非由于缺乏高等教育机构或学生数量不足,而是源于高等教育产出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配。当我们将目光从光鲜的国际排名转向实际的人才供需关系时,香港高等教育的产业适配性危机便显露无遗。

香港建筑师学会近年多次警告,本地建筑行业面临严重人才短缺,特别是具备综合项目管理能力和创新设计思维的中高级人才。类似情况也出现在法律界——香港律师会2024年的报告指出,本地培养的法律毕业生在实务能力上与行业期望存在明显差距,许多律师事务所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再培训。会计行业的情况更为严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办事处的新入职员工中,超过40%来自内地或海外院校,反映出本地会计教育未能满足行业需求。

传统专业领域缺人才

这种人才断层的根源在于香港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方面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以建筑教育为例,香港大学的建筑学课程仍然延续着20年前的模式,忽视了建筑信息模型(BIM)、可持续建筑技术、智能建造等前沿领域的实践训练。在法律教育方面,香港高校的法学院热衷于培养国际商法专家,却忽视了本地法律实务、调解仲裁等迫切需要的专业领域。

香港高校在科研投入和产出方面表现优异——根据政府数据,研究资助局设有20多个研究基金和奖学金计划,每年资助超过1,500个新研究项目。在2025-2026年度QS世界大学排名中,香港院校在科研影响力指标上表现突出。然而,这些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率却令人失望,未能有效推动香港产业升级。

科研成果转化率低下

香港过度教育现象的研究显示,不同行业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与其对GDP贡献比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形关联——即在增长较缓慢和较快速的行业中,过度教育发生率显著较高。这一发现表明,香港高等教育并非简单的“教育供应过量”问题,而更多是一个“教育需求”错配问题。高校培养的人才类型与产业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导致一方面某些领域人才过剩,另一方面关键领域人才短缺。

以创新科技产业为例,尽管香港政府将创科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投入大量资源支持高校科研,但香港的创科产业发展仍然步履维艰。问题不在于缺乏科研成果,而在于缺乏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跨界人才(既懂技术又懂市场),既了解研发规律又熟悉产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香港高校的培养模式过于专业化,缺乏跨学科、应用型的教育设计,难以产出这类产业急需的人才。

与产业发展完全脱节

香港高等教育与产业脱节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产业精英在高等教育治理中的缺位。与内地深圳、杭州等城市相比,香港高校的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产业界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严重不足。校董会、学术委员会等决策机构中,产业代表比例偏低;课程评审和学科评估也主要由学术同行主导,缺乏产业视角。

这种体制缺陷导致香港高校形成了一种自我参照内卷的发展模式——更多地关注如何满足排名指标和学术同行的评价,而非响应产业实际需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应为香港高等教育提供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机遇,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失望。香港与大湾区的教育合作中,只停留在“建校舍”的物理资源整合层面,而且较多直接复制香港本校课程,与内地产业连结较弱,市场化营收占比较低。这种流于表面的合作模式,无法真正解决香港高等教育与产业脱节的核心问题。

香港高等教育的产业适配性危机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当传统优势产业因人才断层而萎缩,新兴产业又因人才短缺而难以发展时,香港经济的竞争力基础正在被逐渐侵蚀。这一问题在房地产、金融等传统支柱产业下滑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紧迫。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必须承担起改革责任,重新校准发展方向,真正服务于香港产业发展的需要。

教育服务化陷阱:
学生消费者主义盛行

香港高等教育在产业化进程中逐渐滑向一种危险的服务化模式——将教育视为一种服务产品,将学生视为消费者,各大院校为争夺“客户”(学生)而各出奇谋,却忽视了教育的本质使命。这种“学生消费者主义”的盛行,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导致人才培养质量的系统性下降。

在香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供求关系;院校为吸引更多学生(及其带来的学费收入和政府资助),不得不迎合学生的短期偏好而非长期发展需要;学生作为“付费客户”,倾向于选择轻松、有趣、容易毕业的课程,而非那些挑战性强但对职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课程。

一个典型表现是香港高校普遍存在的“分数膨胀”现象。为了提升学生满意度和保持招生竞争力,许多课程降低了学术标准,提高了分数分布。结果是毕业生平均成绩逐年上升,实际能力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雇主调查显示,近年来香港大学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均有明显退步,这些恰恰是产业界最为看重的核心素质。

香港教育产业化的经济收益也令人失望。尽管来港留学的非本地生占比近三成,与澳大利亚相同且高于英国,但截至2022年,整体教育服务收益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1.3%,远低于美国的5.2%、英国的6.0%及澳大利亚的4.7%。这表明香港的高等教育产业化模式效率低下,未能像其他教育枢纽那样创造显著的经济价值。

教育商业化负面效应显著

当教育被视为一种商业服务时,院校的决策逻辑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短期利益最大化而非长期价值创造。这种商业化思维表现在多个方面:热门专业过度扩张(如商科、传媒),冷门但对产业至关重要的专业(如工程、哲学文学 科技)逐渐萎缩;课程设计追求“卖点”而非深度;教学评估侧重学生满意度而非实际学习成效。

香港需要认识到,教育的本质不是服务,而是人力资本投资;不是满足消费者的即时需求,而是培养未来社会所需的合格公民和专业人才。只有回归这一本质,香港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支撑起产业发展的需要,避免在排名幻象和服务化陷阱中越陷越深。

面对排名幻象、产业脱节和服务化陷阱的多重挑战,香港高等教育亟需一场根本性改革,重新校准发展方向,回归教育本质。这种改革不是对国际化排名的全盘否定,而是要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更加注重高等教育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走出一条“中庸之道”——既重视学术声誉,又关注产业需求;既保持国际视野,又扎根本地实际。

香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套更加平衡多元的评价体系,超越单一的排名导向。这套体系应当同时关注学术卓越性、产业相关性、教学质量和学生发展等多个维度,引导高校全方位发展。

必须建立平衡多元评价体系

具体而言,政府在对高校进行评估和资源分配时,应当降低国际排名指标的权重,增加以下方面的考量:毕业生就业质量(包括专业相关度、起薪水平、晋升速度等);产学研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质量;课程与产业需求的契合度;雇主满意度调查结果等。同时,应当鼓励高校发展特色领域,而非盲目追求全面的排名提升。例如,香港的建筑工程、金融服务、法律仲裁等传统优势领域,应当成为相关学科重点发展的方向,而非一味追随国际学术热点。

香港高校需要实现“双重超越”:一方面“超越排名思维,深耕特色与国家需求”;另一方面“超越地域局限,强化枢纽辐射功能”。只有当香港高校能够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同时,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才能真正实现其战略价值。解决人才供需错配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产业参与,构建高校与企业的共生生态。这种参与不应停留在表面的咨询或捐赠层面,而应深入到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核心环节。

香港可以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的经验,在工程、应用科学等领域推行“校企双导师”制度,让学生同时接受学术教育和产业训练。高校应当设立由产业精英组成的专业顾问委员会,直接参与课程评审和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同时,应当大幅增加实践学分在学位要求中的比重,规定学生必须完成一定时间的产业实习或项目实践才能毕业。

在科研方面,应当调整资助政策,鼓励面向应用的研究。政府可以通过“配对基金”等方式,激励企业投资高校科研;设立专门的成果转化基金,支持有产业化潜力的研究项目;完善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配机制,消除产学研合作的制度障碍。香港正在推行的“InnoHK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和“产学研1+计划”是积极尝试,但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和深度。

亟待彻底重塑教育价值链

香港高等教育需要彻底重塑其教育价值链,将职业发展置于核心位置。这意味着从招生选拔到课程设计,从教学方法到毕业要求,各个环节都应当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导向。

在招生环节,应当适当考虑学生的职业潜质和兴趣匹配度,而非仅仅依赖学术成绩。在课程设计上,应当引入“反向设计”理念——首先确定毕业生应当具备的职业能力,然后据此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应当广泛采用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模拟实践等主动学习方法,而非单一的讲座式授课。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实习和实训环节。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锻炼专业能力。同时,应当扩大校企联合培养项目,如“三明治课程”(sandwich course),让学生在学期间有更长时间的产业浸润。

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孤立进行,需要与产业政策、人才政策、科技政策等形成协同效应。香港政府应当将高等教育发展纳入整体产业规划,形成系统性的支持框架。在资金投入方面,应当改变目前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虽然2025-2028三年期教资会为教与学所设的教学发展及语文培训补助金增至约9.2亿元,较2022-2025的三年期增加1亿元,但这一增幅仍显不足。应当进一步增加对教学创新和职业发展的专项投入,支持高校改善教学质量和就业服务。

在人才政策方面,应当完善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就业的机制。目前通过IANG签证成为香港永居的人数偏低(2021年仅有3,449人),反映出政策吸引力不足。应当为特定产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提供更快捷的居留路径,同时加强留学生与本地企业的对接服务。

勇敢改革才能回归教育本质

在区域合作方面,应当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的跨境融合。香港高校可以与内地企业共建“产业学院”,针对大湾区产业需求定制人才培养方案;发展“双校区”模式,让学生在港澳学习理论,在内地企业实践;共同设立职业资格互认机制,促进人才流动。

香港高等教育正处于一个关键转折点。继续沿着排名驱动的老路走下去,只会加剧与产业需求的脱节,最终损害香港的长期竞争力;而勇敢改革,回归教育本质,则有望使高等教育真正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战略支点。

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高校资源和科研实力,这是不可多得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只有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正如香港教育大学李辉教授所言:“香港高等教育的真正高度,不仅在于全球排名,更在于其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度、推动关键突破的力度、以及引领国际合作的广度。”

香港需要的高等教育,不是追求排名虚名的“论文工厂”,而是培养产业栋梁的“人才摇篮”;不是服务学生消费者的“教育超市”,而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创新引擎”。走出一条既保持国际水准又服务本地需求的中庸之道,香港高等教育才能实现其应有的战略价值,为香港“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作者胡恩威,是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江苏省政协委员、进念.二十面体联合艺术总监暨行政总裁。

文章仅属作者意见,不代表香港01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