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隐青·上】致爸妈:过份严厉管教不是为我好 这样我会死的

撰文: 何洁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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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听过有情绪病的大学生,申请退学被拒绝。我想说,有抑郁症的人,真的很难提起劲来。每天起床,到睡觉那刻,天空都是灰色的。”18岁的小智说。
小智的家庭管教十分严厉,从小他就被禁绝接触任何电子产品。或许他的父母也不曾想过,夺去小智网络的同时,他与世界的联系也同时剥落。这些年来,他曾自杀、进出精神医院、患上中度抑郁症,后来索性当隐蔽青年,三度隐蔽在家。在长达两年多的自闭生活,他把自己锁在小小的房间,足不出户,渡过不见天日、只知日夜的岁月。
“爸妈,这么严厉的管教方法,不是为我好,这样我是会死的。”这话在他心里说过千万遍……

他曾是某学生社运组织的义工,正义感驱使他在隐蔽期间走出房门,走上街头;但全情投入雨伞运动后的重度无力感,又把他送回房间,再度隐蔽一年半。 现在,他“康复”了,刚考完DSE,不知能否升学,只能战战竞竞地往最远处看。(毛淳宇摄)

【我是隐青·下】纵然康复:香港令人疯狂 正常与否 只是一线之差

在同学眼中,我是“上一代人”

首次见面,他在闷热的初夏穿上长袖外套、不时拨弄头发,手执电影《无声呐喊》的小说,他缓缓合上书页,跟我说:“我不再自闭了,那是否就代表‘正常’?香港充满种种迫人疯狂的元素,稍不留神,都会变成‘不正常’。”

“初中时,爸妈带我看心理医生,大人常说我‘不正常’,但他们又很‘正常’吗?父母整天迫孩子做功课,却没想过让他们拥有愉快的童年。结果我成为牺牲品,我是没有童年的人。”

他小时经常独处。他每天回家读书、看报纸、玩手指,不理解facebook、instagram和网上论坛的各种资讯。阅报的习惯让他理解时事,成了有批评力的学生。但有时太有批判思考,就会寻根究底,质疑与挑战社会主流价值,反抗扭曲的制度。结果,他以自己的行为反抗社会、没有努力读书、迎向上流社会,没有成为大人们心目中乖巧的孩子。

“你看那么多学生跳楼,大人还怪他们不珍惜生命。其实,当你连为何要‘读书’都理解不了,却要无奈接受由成年人建立的‘考试游戏’,最后投身‘揾钱至上’的香港,日复日求存,真的好难说服自己继续走下去。”

他曾在精神病院的医生桌上,道出自己有自杀倾向,继而被社会既定认知划上标签,被判别为“不正常”。然而,在他18岁的瞳孔里,那些在职场明争暗斗、迫孩子不断提升竞争力、拥抱精英主义与自由市场的大人们,也不见得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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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一本日志轻轻交到记者手上,翻开自杀书那一页说:“你看,我是一个被家庭迫得无可奈何的人。那种没办法继续生存的意念,可以很强烈的。”(毛淳宇摄)

为何人生只有两条路?

小智来自中产家庭,爸妈都是专业人士,在人前是模范家庭,但关上家门却常吵架、双方拒绝对话。爸妈少年时刻苦,因而家庭管教严厉,只想儿子专心读书,坚持不给他任何电子产品。

由于长期没接触科技,令小智“埋唔到堆”,失去成长阶段重要的朋友同温层,㝰言让他处理不到人际关系、无心读书。当他不懂处理压力、父母望子成龙的期望时,便尝试提出退学,父母的反应是:“退学就出去工作”、“你为什么不去工作?”、“你有什么问题?”、“不要经常放负好不好?”、“你可以开心一点吗?”,他当时感到不被理解、同时不明白为何人生只有读书和工作这两条路。

长期地抽离于实在的学校环境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他终于患上抑郁症,“我是一个24小时也没有情绪的人,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如是他选择隐蔽,断绝对外界的联络,只剩下自己面对自己。

没有电子产品如何毁掉一个孩子

在中三得到一部智能电话之前,他没有握紧一部智能电话的记忆、也没有上网看东看西的概念。在他看来,这是导致日后患上抑郁症、隐蔽在家的最大原因。

2004年,香港有了第一个3g手机计划;7年前,iphone4s首度引入香港、电讯公司初次推出无限上网计划。10年前,香港人均流动数据用量4.1MB;直到今年已增加至每月1.5GB。十年一巨变,香港人的数据用量增幅达354倍。

过份机不离手,会影响孩子。但不能否定,网上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现象。据2017年“防止虐待儿童”调查,8成人小学生使用智能手机、近半数在6至8岁时已经开始使用、近8成人都以手机建立社交。3年前,“香港青少年服务处”的中学调查显示,8成受访中学生认为手机不可或缺、4成人每10分钟查看手机。

记者在中六才拥有智能电话,但记者不属于他们那个世代。小智出生继而成长,已不可逆转地踏入大部分同学都用智能手机展示自己、认识自己、建立个人形象的年代。

“每当同学讨论网上热话、谈流行的app,我却对网络世界完全没有认知,只能坐一旁。有阵子流行draw something,我走过去问:‘draw什么?’,被人笑。我根本像一个傻仔。没了科技,我‘埋唔到堆’。他们每天所说的所感受的,我触碰不到,因此一直没有交心的朋友。”

没有交心的朋友,但他从小读报的习惯让他有批判意识,正义感曾驱使他在隐蔽期间走出房门——2014年走上街头参与雨伞运动,成为某学生组织的义工;但全情投入运动后的重度无力感,又把他送回房间,再度隐蔽一年半。2017年初,他在漫长的隐蔽思考中“康复”过来,现在刚考完DSE,不知能否升学,唯有战战竞竞地往最远处看。
回顾过去,他狠狠抓著头皮:“爸妈,这么严厉的管教方法,不是为我好,这样我是会死的。”

从一直没有电子产品到突然拥有,他自始沉迷。有时,家长的严厉管教是会弄巧反拙。(毛淳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