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评论】中国金融环境已变　易纲不是另一个“周小川”

1月15日，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在白宫签署，在中国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的背后，是已经参与中美贸易谈判近一年的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在该份协议签署后，易纲参与谈判的中国金融服务部分被国内舆论认为是“丧权条约”最有代表性的章节之一。

在结束了15年的“周小川时代”后，易纲甫一上任，就赶上了中美贸易摩擦，在其2年任期内，有一半的时间都是跟随刘鹤参与经贸谈判。

相比其前任周小川的传奇落幕，易纲从接任央行行长之时就被称之为“意外”的人事安排。固然，在周小川把守中国货币闸门15年之久，操盘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之后，易纲注定难以像他的前任周小川一样具有如此鲜明的“改革者”形象。除却周易二人的个人风格迥异，其实也是中国金融环境已大不同。而需要指出的是，易纲所面临的挑战并不轻松。

“另一个周小川”？

“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2019年12月1日，易纲在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发文章时如此写道，外界注意到，这其实是其前任周小川的原话。而事实上，易纲似乎并不避讳被打上“周小川继承者”的标签。

2018年3月19日，中国全国两会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名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表决通过，彼时外界即有这样一种声音：央行需要另外一个“周小川”。

从易纲的履历来看，他的阅历颇为单纯，在进入央行体系之前，易纲先后在美国、中国国内大学执教，进入央行体系之后也是从货币政策司辗转国家外汇管理局，既没有执掌国有大行的经验也没有在财金部门独当一面的分量，甚至连中央委员，也只是个候补的。因此，外界猜测易纲最终在那么多金融猛人之中脱颖而出最大的可能就是其从周小川的助理一路做到副手，两人密切配合的时间很长，最能延续周小川的“道路”，为中国金融改革无缝连接。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人事安排逻辑，外界认为易纲不过是沿着周小川铺好的“路”前进，而忽略了易纲所面临的新“挑战”。

易纲不只是“继承者”

周小川时代是中国经济快速成长造成的过热压力，与全球金融风险不断“撞击”中国大门的时代。置身中国经济上升期与国内金融转型期，周小川有那样的动力与魄力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开疆辟土，他能以理想主义追求与务实温和的方式从银行重组到利率市场化再到人民币国际化，在特殊体制下，一路乘风破浪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探路先锋。

一定程度上说，周小川的“人民币先生”“中国的格林•斯潘”称号确是其个人能力成就，但也是彼时中国金融体制风高浪急的改革造就出来的“角色”。而如今，中国经济正在结束既往的快速膨胀期，进入一个成熟转型期的过程。在新的经济周期下，货币政策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激进，防范金融风险会成为主旋律。

十九大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其第二个任期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之首提出，随后重点聚焦金融领域。2018年初刘鹤称，中国要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宏观杠杆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因此，处置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是易纲当前的急迫任务。

更重要的是，在周小川推动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已开始踏入全球金融中心、货币权力核心地带和风暴高发区。这也意味着中国金融环境不再只是国家治理而将是全球治理，将考验央行行长如何保持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又防范卷入金融危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无法被忽视，美国已经通过其超级大国的能力进一步“打开”中国金融大门的时候，如何解决外力冲击与国内金融改革开放的节奏适应问题，如何预估与处理国内金融将受到的冲击等等，都是抛给易纲的难题。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尽管周小川时代已经一定程度上树立了央行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地位，但是中国央行仍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易纲之上有分管中国金融、科技、工业等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易纲仍然要有足够的政治资源争取央行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又要有足够的话语权和资源调动协调能力，传达央行的政策预期。2018年7月，中国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口水仗表面是中国两大财金机构的政策之争，其实是内部沟通协调不畅。

再回到2013年中国两会期间，彼时已经是2届央行行长的周小川被问到是否还有连任的可能时，周小川的回答是：“不管我本人是否连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实践检验政策，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现在看来，所谓的“周小川继承者”实际上也是中国金融改革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需要。一个更加重要且极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外界记录技术性官僚周小川的华彩谢幕，而忽略了易纲正在开启的或许是一个技术官僚与政治官僚融合的新央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