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青霞｜回忆台北旧居生活　想念香港闺密施南生｜镜前镜后

编按：林青霞出版第三部书《镜前镜后》，“艺文格物”获天地图书授权转载林青霞笔墨一二，从经典艺人的笔触记载，探首昔日香港与台北的种种片段；从林青霞与摄影师提供的照片，观赏一个时代的开始与终结，记住朴素与美好，认识不一样的林青霞。

闺密　｜　文：林青霞

能够被她纳入知己的名单可以说是非常幸运的，尤其是唯一的红颜闺密。

1979年年底，我离开电影圈，在美国待了一年半。1982年回港，电影的大环境改变了，许多新锐导演出现，徐克是其中最亮眼的一位，他找我拍戏。我们约在九龙北京道巷子里一间叫Palm的地下餐厅见面，餐厅门打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对非常特殊的男女，女的头发比男的短，服装新潮，男的山羊胡，艺术家气质，是施南生和徐克。他们轻松的喝酒聊天，英语噼哩啪啦的，我仿佛见到不同世界的人。

施南生给人的感觉绝对是无敌超级女金刚，她腰杆笔直，服装件件有型，每次见她都好像从服装杂志上走出来的人。我跟她有约时，会刻意打扮一下，自以为蛮好看的，一见到她，就知道我输了，她总以为我是对她好才这么说。可不是吗，有一次我们在日本一家钢琴酒吧喝酒听音乐，日本人听说有一位香港来的明星，都朝着南生微笑点头，我高兴的对坐在我旁边的南生说：“他们认为你才是明星呢。”记得八三年我在嘉禾电影制片场拍摄徐克导演的《蜀山》，偌大的片场，乌烟瘴气的，打赤膊的工作人员叫嚷着打灯光，摄影师正在聚焦于我的特写，我顶着一尺高的头套，趴在高台上，整个头悬空在高台外，等待拍摄下一个镜头。正感觉无聊得厉害，把头往左一偏，突然发现一名女子一、二、三歩跨进片场，在门口驻足，烟雾迷漫的片场透着大门外的强光，照射出那个窄裙、高跟鞋、短髪女子长长的身影，简直是天外来人，不用想，必是施南生无疑。

施南生不算是美女，但是她的出现总会让人眼前一亮，光芒盖过周边的大明星大美女。张叔平说得传神，某次日本影展，张叔平和王家卫导演的太太正在吃早餐，施南生推门进来，她戴一副黑色太阳眼镜，一身新潮打扮有型有格，迳自走到一张桌旁坐下，悠然的拿起一枝烟点上，两只手指夹着烟，手肘支在餐桌上，微微的扬起下巴，刹那间张大师和大导演太太都感觉自己好渺小。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1985年我拍徐克的《刀马旦》，按照计划是拍完后，就跟南生去伦敦为周凯旋的戏院剪彩，然后直接去美国。没想到计划不如变化快，去伦敦剪完彩还要回香港再拍几天戏。听到这个消息我已经老大不高兴了，没想到去伦敦坐的是经济舱，在飞机上睡觉莫名其妙的被一个小孩打了一下头，到达酒店又发现化妆箱被偷了，样样事都不顺心。第二天早上，见到南生在游泳池边优哉游哉的吃早餐，我就跟她抱怨，结果没说几句她就哭了起来。老兄，我气都还没出够，她一个女强人怎么说哭就哭了，倒像是我欺负了她似的。她倒也好，哭完了，眼涙一擦就陪我大街小巷的逛，又买了一个新的Louis Vuitton化妆箱送给我。三十五年了，化妆箱到现在还保留着。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天是她跟徐克的结婚周年纪念日，他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英国，因为第一次没有一起庆祝而暗自神伤。自此以后，我们开始互相体谅对方。

贾宝玉和林黛玉结的是仙缘，我跟施南生结的是善缘，因为拍摄她的《东方不败》，之后我在香港接拍了许多武侠刀剑片，因而认识我的夫婿，在香港安了家。我和Michael结婚是施南生和徐克签字证婚的，记得那天她穿了件粉红色旗袍，是那种最传统的款式。表面上她是一个现代先锋女性，骨子里却是非常传统，那天她像母亲一样，坐在我床边殷殷交代：一，要我把英文搞好，她说因为Michael 是企业家，需要用英文的机会很多；二，要我把电脑学好，将来跟孩子容易沟通。

2003年12月30日凌晨三点，电话铃响，那一端泣不成声，在抽抽泣泣、断断续续声中我听见南生说梅艳芳走了，我耳朶紧贴电话，“哭吧！把所有的悲伤都哭出来吧！”我说。她哭了好一阵子才挂电话，之后我睡觉就梦到南生和梅艳芳，第二天起床偏头痛得厉害，脑神经一跳一跳的痛了好几天，我想是因为分担了她的极度哀伤而造成。这通电话让我知道自己已入了她知心朋友的名单，因为她是那么的要强，绝不轻易把脆弱的一面展示给外人看。

金庸先生说得好，南生是唯一的对老公意乱情迷的妻子。她是百分之百的痴情女子，将自己奉献给她心中的才子，她崇拜他，保护他，把他当老爷一样的服侍，她最高兴的事就是徐克高兴。情到浓时她跟我说，徐克是个艺术家，他需要火花，如果一天有个女人可以带给他火花和创作上的灵感，她会为徐克高兴。有一天那个女人真的出现了，她还是会伤心，我想尽办法安慰她，她唯一听进去的话，就是，“把他当家人”。从此她收起眼涙，表面上看不出她的痛，照常跟徐克合伙拍片，照常关心他，照常帮他安排生活上的琐事。但她形单影只，有时候跟她吃完晚饭送她回家，我在车上目送她瘦长的背影，踩着酒后不稳的歩伐走进寓所，直叫我心疼不已。

施南生在影剧圏呼风唤雨，在中、港、台监制了许多引领潮流的大片。她带领了港式喜剧潮流，代表作有《最佳拍挡》︑《我爱夜来香》；她带领了社会写实片，最轰动的是《英雄本色》；她带领了拳脚片，以李连杰主演的黄飞鸿系列为主；她带领了武侠刀剑片，以《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为首。大陆电影市场开放，她以最新技科监制了许多3D电影，如《狄仁杰》系列。

2017年2月10日，施南生获得第六十七届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发“柏林金摄影机奖”（Berlinale Camera），这是一项类似终身成就奖的殊荣，表彰国际上杰出的电影制片人，南生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女性制片人，这是她一生的最高荣誉。早在2015年5月，南生已经拿了意大利第十七届乌甸尼远东电影节颁发的“金桑树终身成就奖”，巧的是2018年4月22日，我也获颁了同样的一座终身成就奖，南生站在当年她领奖的舞台上颁奖给我，这对我们二人都意义非凡。2013年10月，南生获法国政府颁授法国艺术与文学军官勋章，我带着三个女儿到法国驻港领事的官邸分享她的荣耀。她一生获奖无数，不胜枚举，每一次领奖她必定会感谢一个人─—徐克。

南生不喜用“闺密”二字形容友情，我也不喜欢“闺密”这个新词汇，但是我跟她旅行经常睡一张床，大被同眠，半夜三更聊起各自的初恋情人，咯咯咯的大笑声在空气中荡漾。她是做事的人，不会在电话上聊天，也被我训练得一聊就是半个至一个钟头，这样的友情也只有“闺密”二字可以形容了。我上台怯场，201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为我举办了“林青霞电影展”，3月31日，施南生和我有个对谈，她事先在家里做好功课，到了现场时跟工作人员说她只是陪衬，要他们把我的灯光打好就行，不用管她。我知道她会保护我，放心的把自己交给她，那是我这辈子做得最自然、最成功的一次访谈。

南生是个出了名的孝女，施伯母卧病在家调养期间，南生服侍得无微不至。每年伯母生日，我们一众好友都会到施家吃福临门酒家到会的菜。伯母爱打牌，南生下了班就陪伯母打几圏，但她从来没有出去打过。有一次杨凡过生日，在中餐廰举办一场麻将比赛，她应邀参加，我们二人一同前往，她一派上海高贵淑女装扮，手上挽着皮包，一面走着一面喃喃自语微微害羞的说：“从来没有跟别人打过牌，现在居然去餐厅打，还要比赛，真是不敢相信。”我暗自偷笑。那天有四桌，我跟南生、张艾嘉、贾安宜一桌，张艾嘉不停的放炮，南生独家大赢，她很过意不去，拼命的放张给艾嘉，不料越放还越旺，有一付牌简直是奇牌，十六张牌她杠了五杠，手上只剩一张牌，最后还自摸了。这把牌大得不得了，对对胡的五暗杠。结果她得了麻将大奖，奖品是黄金做的“中”、“发”、“白”三颗大麻将。我跟她说：“这是孝感动天，老天让你得奖回家讨妈妈的欢心。”

施南生把我的女儿们当成自己的儿女在爱，女儿们也当她是第二个母亲。她想到自己十六岁时去了一趟非洲，令她眼界大开，因而影响了她的一生。在爱林十五岁，言爱十岁那年，特别为她们安排了一趟南非之旅，让她们在大自然里近距离接触狮子、老虎、大象和许多野生动物。她冒险的带着孩子们搭乘热气球，从空中俯瞰地面景物，感受置身云层的滋味。参观南非总统曼德拉住过的监狱，听导览员讲述他在狱中的大爱精神和坚韧毅力。她一再强调非洲之旅，对于拓展孩子的世界观会起很大作用，他们会永远记得这个旅程。

旅途中有一天爱林若有所感的轻声问我：“妈妈，南生阿姨会不会很寂寞？如果阿姨有需要，我愿意亲身照顾她。”言爱在母亲节会多送一份礼物给她，并附上一封文情并茂的卡片，那封信比写给我的亲多了，南生看了感动得流泪，珍而重之的收藏着，我一点也不嫉妒。她们知道我在写南生，言爱说，“你一定要把她的优雅写出来”。爱林说，“希望你把她的漂亮和她内心的爱写出来”。

不认识施南生的人或者会感觉她高不可攀、难以亲近，如果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你会想像不到她内在的温柔和情意，这跟她酷酷的外表完全两样。她有一套独门武功，只要兴致来了，她会用英文模仿德国、新加坡、印度、大陆和香港空中小姐的广播口音，加上各国惯有的动作、表情，演得惟妙惟肖，次次都引得满场拍台拍椅的轰然大笑，并且数十年来屡试不爽，这是她的葵花宝典。

施南生关怀社会、同情弱势族群，参加许多公益活动，也担任萧芳芳创办的护苗基金副主席。喜欢一个朋友容易，尊敬一个好朋友并不多见，我对南生是超越了尊敬。尤其是听到她说，她已签了同意书，决定身后把器官捐献出来做医学研究，其后化做春泥滋养花树的成长。她把她的爱献给了徐克，把她的聪明才智献给了电影事业和社会大众，未来还会毫不吝啬把她的身体献给宇宙大地。

施南生叱咤风云凡数十年，我真希望她能退下火线，轻轻松松过她喜欢过的日子，如果还能享有那么一点浪漫情怀那就更好了。（2020.06）

我魂牵梦萦的台北　｜　文：林青霞

朦朦胧胧中，不知有多少回，我徘徊在一排四层楼房的街头巷尾，仿佛楼上有我牵挂的人，有我牵挂的事。似乎年老的父母就在里面，却怎么也想不起他们的电话号码。

2019年夏天徐枫邀请我去台北参加电影《滚滚红尘》修复版的首映礼。有一天晚上，朋友说第二天要去看房地产，对看房地产我没甚么兴趣，只随口问了一句去哪儿看？一听说永康街，我眼睛即刻发亮，要求一起去。朋友知道我也住过永康街，看完房地产，体贴的提议陪我去看看我曾经住过的地方，我不记得是几巷，到底三十多年没回去过，仿佛天使引路，我迳自走到永康公园对面的六巷中，在一家门口估计着是不是这个门牌号码，刚好有人出来，我就闯了进去，一路爬上四楼，当我见到楼梯间的巨型铁门，我惊呼“就是这间！我找到了！”原来梦里经常徘徊的地方就是永康街、丽水街和它们之间的六巷。顾不得是否莽撞就伸手按门铃，应门的是一名十八岁的女孩，我告诉她我曾经住在那儿，请她让我进去看看，她犹豫的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刚才跟着我一起上楼的郝广才即刻说“她是林青霞！”

拍完第一部电影《窗外》，我们举家从台北县三重市搬到台北市永康街，一住八年，这八年是我电影生涯最辉煌、最灿烂和最忙碌的日子，也是台湾文艺片最盛行的时期。

重重的鐡门闩嘎吱一声移开，一组画面快速的闪过我的脑海。妈妈在厨房里为我煮面、楼下古怪的老爷车喇叭声、我飞奔而下、溪边与他一坐数小时、铁门深深的闩上、母亲差点报警。那年我十九，在远赴美国旧金山拍《长情万缕》的前一睌。

走进四楼玄关似的阳台，竟然没有变，一样的阳台，母亲曾经在那儿插着腰指骂街边另一个他。

走进客厅，真的不敢相信，仿佛时光停止了，跟四十多年前一模一样，我非常熟悉的走到少女时期的卧室，望着和以前一成不变的装修，我眼眶湿了，妈妈不知多少回，坐在床边用厚厚的旁氏雪花膏，为刚拍完戏累得睡着了的我卸妆。转头对面是妺妹的房间，走到另一边是父母的房间，他们对门是哥哥的房间，突然间我呆住了，那张 cappuccino 色的胖沙发还在，静静的坐在哥哥的房间中，那是我不拍戏的时候经常坐着跟母亲大眼对小眼的沙发。

我站在客厅中央，往日的情怀在空气里浓浓的包围着我。八年，我的青春、我的成长、我的成名，都在这儿，都在这儿。这间小小的客厅，不知接待过多少个说破嘴要我答应接戏的大制片。琼瑶姊和平鑫涛也是座上客，在此我签了他们两人合组的巨星电影公司创业作“我是一片云”的合约，这也是唯一的一部一林配二秦。在这小客厅里，也经常有制片和导演坐在胖沙发上等我起床拍戏。

小时候住在偏远的乡下村子里，都不知道有台北这样一个地方，没想到有一天飞上枝头，不但定居台北，竟然还有三个台湾总统跟我握手呢。在我二十岁的时候，到中山堂看我自己主演的《八百壮士》。电影结束了，灯还没亮，隔我三个座位有位先生站了起来，跟着导演和周围的人都站起来了，那人态度温和有礼气宇不凡，导演介绍我是女主角，他跟我握手，我第一个感觉，这人的手软得跟棉花一样，从前听父母说男的要手如绵，女的要手如柴才是富贵命，导演看我愣在那儿，马上加一句，这是蒋经国总统，我还没回过神来，他已经被簇拥着离开了。 第二位是他还没当上总统的时候，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在圆山饭店的立法委员鸡尾酒会，酒会中场，走进一位长相、气质和风度都极度完美的翩翩公子，好看得不得了，当他握我手的时候，真希望时间能够停止，让他再多握一会儿，他是马英九总统。第三位跟我握手的总统那时候已经卸任了，有一天我在高尔夫球场，见到一位老先生正在开球，那球打得不是很远，但旁边围着的人一致鼓掌，氛围有点奇怪，我看他一个人坐上球场的车子，好奇的望望，感觉有点面熟，不敢确定的上前问道：“请问你是总统先生吗？”他微微点头称是，并跟我握了手，他是前总统李登辉。

九岁时搬到台北县三重市淡水河边。中兴桥离我们家很近，那时最开心的是大人带我们坐着三轮车，经过中兴桥到台北吃小美冰淇淋。高中读新庄金陵女中，放学总是跟着住在台北的同学一起搭公共汽车，过中兴桥吃台北小吃店的甜不辣配白萝葡，上面浇点辣椒醤，那滚烫甜辣之味至今记得。高中时期，几乎每个周末都跟同学到台北西门町逛街、看电影，我们穿着七十年代流行的喇叭裤、迷你裙、大领子衬衫和长到脚踝的迷地裙，走在西门町街头不知有多神气。我就是在高中毕业前后那段时间，在西门町被人在街上找去拍电影的。

台北的大街小巷、阳明山的老外别墅、许多咖啡厅通通入了我的电影里，如果想知道七十年代台北的风貌，请看林青霞的文艺爱情片。从1972年到1984年我都在台北拍戏，这十二年共拍了六、七十部电影，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广告牌经常有我的刊板，我读高中时期流连无数次的西门町电影街，也挂满了我的电影招牌。我人生的转变比梦还像梦，回首往事，人世间的缘份是多么微妙而不可预测。

白先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女主角住在台北市仁爱路，仁爱路街道寛敞整洁，中间整排绿油油的大树，很有气质。我喜欢仁爱路，1980年代初，我用四部戏换了仁爱路四段双星大厦的寓所，电影的路线也从爱情片转成社会写实片，拍写实片，合作的人也写实，那时候手上的戏实在多得没法再接新戏。有个记忆特别鲜明，一天晚上，制片周令刚背着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全是新台币，拿出来占了我半张咖啡桌，人家一片诚意，不接也说不过去。他走了我把现钞往小保险箱里塞，怎么塞都不够放，只好把剩下来的放在床头柜里，好多天都不去存，朋友说我真胆大，一个人住在台北，竟然敢收那么多现金，而且还放在家里。

八四年后大部份时间都在香港拍戏，偶尔回到台北拍几部片。九四年嫁入香港，结婚至今二十五年，我魂牵梦萦的地方还是台北。这次回到永康街，才知道梦里徘徊的地方，我进不去的地方，就在永康公园对面六巷x号的四楼。（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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