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转型当小说家 马家辉“瞓身”书写旧湾仔江湖事
“我其实是一个有‘变态’责任感的人，无论用任何方法，也一定要完成答应过的事。”二十多年来，马家辉在报纸上爬格子，月旦政事，更写电影写张爱玲写湾仔往事，著作一本接一本，教书、上电视节目从无间断，他偏说自己是个懒人，不喜欢的事怎样也不愿意，写书、主持讲座都只做喜欢的。写小说这念头已有一段日子，为免食言，马家辉还未动笔已事先张扬，“连楼下看更也三不五时问我进度如何。”原先计划的《金盆洗》从讲述江湖大佬哨牙炳一场豪门宴开始，由1960年代走入他夜夜苦思的江湖梦。“如果写不完，那我好无面子。两年前，在一个讲座上立下誓言，当下一次回来，我就要以小说家身分面对世界。”
摄影：龚嘉盛
写小说要动用全身
马家辉在不同场合和专栏中，写过无数有关湾仔的故事，为什么要到50岁才开始动笔？或许，这是他近来最常被问及的问题，“记得奥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在《伊斯坦布尔》里谈到一位专栏作家，一个城市的记忆、气味、声音，都记录在这个专栏作家笔下，过去二十多年写作，我也一直相信要以这种方式记录时代，记录湾仔。”
如果以画比喻，散文像速写，勾勒出轮廓和形体，练就出观察和美感，而长篇小说更似是油画，需要起稿打底，颜色更要慢慢一层又一层画上，有时候更会利用其他物质来呈现一种层次感—一幅画，往往用上数年时间；小说则要建构故事、人物，布局出吸引读者的情节，甚至对人物动作仔细描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马家辉也终于兑现承诺，更将写作计划扩展成三部曲，处女作《龙头凤尾》一写就写了3年。有关写小说的经验，他借用台湾小说家朱天文一段话。朱天文有时也写杂文、散文，但对她而言，这些文类也只触碰了身体皮相，“但写长篇小说就不同，会动员到作家身体内部，作家需要动用全身来面对，从中会发掘很多作家也不自知的情绪、价值观、知识。要动笔去写，才能体会其中。”
故事自我生长的生命力
无论我们最后想怎样决定，结果都不是你能预计，这也是人最常要面对的情况，也是生命最为悲哀之处。
大时代下的“小小事”
偏偏《龙头凤尾》写于香港政治环境最为动荡之时。多年来马家辉书写大量政事评论，突然在那段期间不作回应，以回避之态面对。“你说得对，我确实在回避。”马家辉直认不讳。
创作长篇小说是一场又一场天人交战，有香港小说家为了完成长达百万字的三部曲而病倒。村上春树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形容甚为准确，他说写作就如同马拉松一样，是一场耐力赛。另一个选择回避的原因，是马家辉的妻子在雨伞运动前突然病倒，他说当时是涉及生死存亡问题，面对复杂的医疗判断，稍稍放松下来也会危及她的性命。
“当时几乎被孤立，很无助，每一个决定也需要独自面对，整整有4个月。”生命里的种种经历会否激发起创作的能量？台湾媒体在宣传《龙头凤尾》时，喜用“生猛”一词，一个久违了的广东俗语，借此形容书本充满了生命力和灵活的气息。在马家辉眼中，“生猛”是过去最为贴近香港的形容词，“像我这样成长于1960年代的文化人，对当下感到不一样的地方，是事事需要表态，只能站在一个立场里，对此我很不自在，更好唔服气。可以发声、写文章，作出有道理的回应，也许只需要花点时间来讨论，但对方没有道理，甚至只对人粗口谩骂，我也不好受。创作长篇小说需要很规律的作息时间，那段期间，我也负担不起这样的精力和时间来回应。”人有取舍，亦有代价，在散文集《小小事》中，马家辉就煞有介事引出胡兰成写周作人的文章，“他只写些关于平平常常的生活的文章。可是这平平常常的生活，正是政治的与社会的制度的全面渗透，使我们更切实地了解这时代的。”或许，这正正是他的心声。
To be or not to be
那么，可否视陆南才的经历，是作家自身的一种投射？乱世儿女，守住当时不为人认可的秘密，更要周旋各种政治和江湖势力之间，每一个决定也关乎生死，但当真相打开，陆南才心目中的神、力求保护的爱人，犹如潘朵拉盒子般，将秘密、背叛、还有伤害，接连冲向他身上。
“还有华人和英国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呢，我就是想逼迫他们走入绝路，才能得知他们的关系、道德和情感是如何抉择。其实书中我安排了另一个角色，就是杜月笙门生张志谦。当陆南才与张迪臣的感情起了变化，张志谦的出现，也成为他心中另一个‘神’。我们五官在每天的生活中感受着千变万化，为什么在关系上总是只能爱一个人，这根本是自己骗自己。关系的复杂性，令我们失去了爱其他人的勇气？ ”
假若陆南才那时爱上了张志谦，结局又会否有所改变？对马家辉来说，人总会找出很多理由来为自己的选择解释，但有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或不愿承认，选择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还有第三种。”马家辉停了一刻，“无论我们最后想怎样决定，结果都不是你能预计，这也是人最常要面对的情况，也是生命最为悲哀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