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拍出对岸的躺平屌丝　来自北京的他寻梦缘于赴港听徐小凤

出生于北京的独立导演、编剧杨科，人生中的两次“重大改变”——移民加拿大、到台湾拍摄多部电影短片，竟然分别来自在港、台“自由行”的体验。其中，05年他首次来香港听徐小凤演唱会，期间的见闻对他影响甚巨。

杨科编剧并导演的短片在海内外多个电影节入围获奖，包括《这不算什么》入围中韩青年影展短片单元、FIRST青年电影展短片单元；《揍他一顿》获得马德里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男孩们》获得贾樟柯艺术中心86358短片交流周最佳导演奖等。

来港旅游“接触不一样世界”

杨科从10岁起便喜欢上了徐小凤。1989年的央视春晚，徐小凤透过预录影片演唱了两首歌曲，其雍容华贵的打扮，顿时让电视荧光幕前的杨科眼前一亮：“当时内地的着装风格还相对保守，她的出现成了整晚的焦点。”

2005年，时年27岁的杨科见到徐小凤在红磡开唱的消息，为了近距离接触偶像，便只身前往香港。

彼时内地赴港自由行刚启动不久，那是他第一次出境游。夜色里鳞次栉比的广告牌、太平山上的缆车、信和中心的唱片行……香港的一切都冲击着他的感官。

对于杨科来说，那次旅行是“偶然机会下的人生转折点”，因他在香港接触到了“与内地不一样的世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

比起城市的繁华面貌，香港更打动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高度信任”。

例如他在弥敦道的报摊买漫画，发现身上不够钱，“于是老板热心地带着我去提款。他头也不回地疾步飞奔，我提着书跟在后头，心里很是触动——我如果掉头跑掉，他应该都不会发现，为何他如此信任我？”

又如他到香港几日后，发现身上的钱已无力负担住宿，便上网发文求助，很快收到一名在科大就读的内地生回复。“因为他刚好要外出，于是将宿舍钥匙借给我便离开。能够这么放心给我白住了好几天，我就觉得香港是好地方，大家互相没有甚么戒心。”

香港之行启发移民　再来港感被冷待

从那一年开始，杨科种下了对香港的感情，也因此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准备出国留学，但由于当时英文不好，一直没有进展。直到他偶然间听说，加拿大开放技术移民，便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申请，没想到真的成功获批，于是2009年移居加拿大。

2014、2016，杨科又两度来港听徐小凤演唱会，但发觉香港“变了很多”。

他说，2005年的香港人“对内地人特别有好感、好奇”，会亲切唤他“北京仔”、和他攀谈，“但2014年再临香港，感觉完全不同了，可能是旅客太多吧，加上有社会纷争，街上听到有人叫‘蝗虫’，感觉被冷眼相待”。

赴台拍戏激荡火花：从“被纠正”到“变一家人”

自从移居加拿大后，杨科深知华人在当地电影产业里并没有太多机会，便埋头创作剧本。直到2016年赴台湾旅游时，他机缘巧合结识了同行，在对方的建议和帮助下，选择在台招募年轻演员、就地取景拍摄短片。

杨科一开始在台从事拍摄时，身为剧组唯一的“台湾的外来者”，常常被演员“纠正”。“他们会说，台湾人遇到剧本里的情况，会说出另一种话、做出另一种行动”。他慢慢理解到，这些调整不仅仅是在语言上的，“更多是在两岸的社会和价值观差异所导致”。

在相互磨合的过程中，杨科和台湾的剧组成员增进了感情，“当时演员们都是学生，下了课以后就要来排演到很晚，然后大家一起去吃宵夜”。两岸的文化差异，反而让他们有了更多说不完的话，彼此加深了解，“变得就像一家人”。

拍出“屌丝逆袭”：躺平不是解方

即便杨科在台拍摄的作品经过碰撞和调整，有“台湾的外壳”，但仍有许多观众表示，作品中表达的价值观很“大陆”，很像抖音上的“屌丝逆袭”影片，例如主角因女友被富二代抢走而报复等。

杨科对此深表认同，称自己出身平凡，读书时便感受到校园里“唯阶级论”，这些经历都成为创作上重要的灵感来源，为作品烙下了“大陆印记”。

对于时下中国大陆流行的“躺平”（拒绝奋斗），杨科则说，“躺平”与否属个人选择，无非是追求一种舒服的姿态，但要想改变自身的社会阶层，靠躺平是无济于事。他作品中的许多人物也都是寻求躺平以外的解方，而没有顺从现实。

欣赏台湾创作自由　期待回乡拍出“京味儿”

杨科非常感念台湾“创作自由的空气”，为拍摄各类题材提供空间。他亦透露，在北京无论申请使用中学校园作为拍摄场地，或者到学校甄选演员，都较之台湾复杂。他还对台湾“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赞不绝口。

不过，杨科也持平地透露，其2006年在北京拍摄短片《出血》，当中有许多血腥场面，尺度相当大，但当时在大陆创作短片是不涉审查问题，电影如常放映，还成功入围翌年的第四届中国独立影像展。

疫情期间，他十分挂念北京，希望有机会回京拍一部“京味儿”电影。他说，热爱家乡是人类的普遍心理，他也不能免俗。虽然常被说“京腔浓厚”，但他觉得自己不会改、也改不掉，“一改我就浑身不自在，有一种‘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