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音符号成手游“精灵语” 两岸共享的文化符码
近期中国大陆网友在游玩网易公司开发的手游《天谕》时，得知该游戏自创的种族“汐族”族人间沟通往来、使用一种特殊的“精灵语”文字来沟通的信件，便花了时间翻译内容，并将“精灵语”与汉语拼音对照，而眼尖的网友赫然发现，这所谓艰深晦涩的“精灵语”竟是台湾民众从小学习、且仍在学校教学使用的注音符号。
部分不明就理的台湾网友嘲讽游戏公司的行为是“剽窃”、“我们的密语被对岸破解了”。殊不知，在1958年中国大陆正式通过汉语拼音方案前，即使两岸军事对峙、局势剑拔弩张，却使用同一套拼音系统，可谓两岸政治分治、文化却意外统一的特殊时刻。
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
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对抗，无论是中共对台发动的古宁头战役（古宁头战斗）、八二三炮战（金门炮战），或是蒋介石订定“反攻大陆”为“基本国策”、骚扰东南沿海，甚至是在外交领域、竞争联合国中国代表席位时的“一个中国原则”和“汉贼不两立”，以及大陆发动文革后，台湾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来因应，双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受到政治影响，两岸的文化发展轨迹也开始出现分歧，其中又以使用简体字或繁体字，以及用汉语拼音或注音符号，作为在文化场域“区别敌我”的标志。为何国共两党会在文字和通用语音上这样大作文章？这与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定国音”不无关系。
自秦代以降，“车同轨、书同文”作为国家政权统一的重要象征，只是受限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文字虽然由秦代通行的小篆、汉代的隶书与楷书所统一，写法逐渐定型，但语音却依各地方言的发音特色而各有相同。直到明成祖迁都北京，至清代形成的北京官话，成为中国官话的标准语。
只是，这样的官话多以“反切法”（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和音调），即用两个上下字的声母、韵母来拼出另一字的读音，代表必须要学习足够的单字量，并通晓各字读音后，才能顺利使用“反切法”拼音。当古今音变也导致切音失准，官话仍仅为准备科举的知识份子和统治阶级所掌握，并缺乏普及性的义务教育推广至民间，一般平民百姓仍旧是南腔北调。等到辛亥革命成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治上的天翻地覆，推广一种适合全体国民学习的新式语言文字被提上日程，国语运动应运而生。
广东话差一点点成为“国音”吗？
1912年5月，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为教育部长）蔡元培委请吴稚晖筹组“读音统一会”，同年12月发表《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章程》，并于1913年2月起，教育部邀集22省、蒙古、西藏、华侨等各界代表与学者专家79人正式在北京举行会议，审定6,500多个汉字的读音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读音（老国音），并拟定一套可用来拼读标准读音的拼音方案。
对此，坊间流传一则关于民国初年“定国音”的故事。据说当时定标准读音时，基于孙中山作为广东籍的民国开国元老，力主将广东话作为国语，却因“广东话当年只差一票就成为国语了！”，才订了北京音为“国音”的传闻，事实上这根本是子虚乌有。
学者考据“读音统一会”成员名单后发现，江苏、浙江两省代表有26人，将近三分之一的席次；而广东和福建代表各别只有4人，即使按照省籍代表多寡来定读音，广东话也完全不可能仅仅“只差一票而险败”。实情是，当年的“读音统一会”，早就已经确立“以北京话为标准音”这个大前提来审定读音，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投票决定哪个方言做为“国音”。
注音符号诞生一百周年
经过三个月的审订会议，“读音统一会”最终确定了“标准国音”，并在章太炎汉字笔画方案“纽韵文”的基础上，拟定一套有39个音素的“注音字母”。其采用汉字笔划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声调的三拼制，这是对古代“反切法”的改进。然而，就当该会提出《国音推行方案》7条及提请教育部通令各省从速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等议程，编成《国音汇编》一书交教育部备案，稍早的1913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刚刚肇建的民国随即陷入混乱，加上主导该事的蔡元培于“读音统一会”还没上轨道时，就因不满袁世凯专制统治而辞职，“读音统一会”研究出来的国音方案就这么被束之高阁。
时间过去五年后，就在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第十五号令正式公布，订定注音字母39个（声母24个、介母3个、韵母12个），另外订有浊音符号及四声点法，并设立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所“专教注音字母、养成国语教员”。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修改学校法规，在施行细则中规定“首宜教授注音字母，正其发音”，且于同年4月出版注音字母的小学教科书，注音字母遂正式施行于教育系统中。
1927年，已完成北伐、形式上统一全中国的南京国民政府继续推行注音字母，不过由于担心称“字母”容易让人联想到拉丁字母与汉字拼音化，遂于1930年更名为“注音符号”，沿用迄今已有百年的悠久历史。
注音符号传入战后台湾
1937年，对日抗战全面爆发，台湾总督府为消弭台人同仇敌忾的反日情绪，开始查禁各大报纸与周刊的汉文栏位，军部更介入新闻检查和取缔压制，造成中学生和大学生熟识日文的程度比中文高出许多，像是写作文时，先用日文打草稿，再去掉日文的假名，换成中文字、略改句法，循着日语的思路写出中文作文。到了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民众喜迎台湾光复，除了积极去除招牌上的日文字、恢复举办传统中国的宗教庆典，各地汉语私塾纷纷恢复，全台国民学校也陆续设立国语补习班，以台北太平国民学校为例，光是半天时间，报名人数就逾四千人，这股民间自发兴起的学习国语热潮，绝非台独论者所谓“将注音符号强加于台湾社会”，也完全不存在“产生国语／华语、注音符号的文化霸权”。
有了强大的学习动机，但没有教材也不行，当时各地国民学校一时间缺乏国语读本，林忠遂将在重庆编写的4册《国语广播教本》带到台湾出版，据说销路不错，印刷了几十万本，除了国民学校以此作为临时教科书，市面上甚至出现盗版书流传，而该书也是少数能正确使用新式注音符号印刷出版的书籍。由此可见，注音符号在台湾的迅速推广，不仅与台湾主权回归中国一事密不可分，也证明了战后台人对中华文化的渴望与热爱。
中共建政后也用过注音符号
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一败涂地迁往台湾，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中共除了积极展开经济重建之外，也注意到了教育、特别是注音符号的使用。周恩来认为：
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不过，为何民国时期的注音符号在1949年后还继续沿用，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毫无二致？周恩来指出，这是由于新的拼音方案尚未定案，所以只能继续使用注音符号。此外，周恩来还表示：“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所以根据中国古代直音法、反切法和民国时期注音符号为基础，发展出一套新的《汉语拼音方案》。
至于使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的字元，是否会抵触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为何不自创一套字母或继续沿用注音符号？周恩来回答，自1952年起，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致力于自创字母，可惜未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最后决定放弃。而使用拉丁字母拼读汉语，代表其经过调整并适应汉语的需要，已不再是古拉丁文的字母，而是汉语拼音字母了。周恩来举例，就如同采用阿拉伯数字计算、公历纪年、公里表示距离、公斤表示重量般，不会损害中国人民的爱国感情。于是，从中国大陆于1958年公告实施《汉语拼音方案》后，两岸的拼读汉语的系统，从此走向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以此为鉴，无论是汉语拼音或注音符号，都是两岸中国人惯用的汉语标音工具，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学习者掌握汉语的听说读写能力，无须拘泥于非此即彼的单一标准中。对于惯用注音符号的台湾人来说，在恣意批评大陆游戏使用注音符号时，也必须注意到注音字母来自“中华民国”的直接传承，实乃在于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出的文化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