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探秘】同罪异罚　唐代律令也难保障家暴受害妇女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仍未见趋缓，全球各地民众多待在家中避疫，却也导致家庭暴力案件与日俱增。据统计，仅是今年4月，家暴案件数就比去年增加两倍。这是基于防疫措施，有些家暴施害者以病毒为借口，称染上肺炎需要居家隔离无法外出，进而对家人实施精神与肉体上的侵害。
随着疫情带来的经济不景气与财务压力，可以预见未来家暴案件还会往上增加。其实唐代法典《唐律疏议》就有针对家暴制定的条例，但碍于儒家礼制，无法很好地维护家暴受害者的权益。

《唐律疏议》为中国现存最古老又完整的法典，充分展现了儒家思想。儒家礼制要求“夫为妻纲”， 律令也多单方面要求妻子遵守。因此《唐律》中，夫妻即使犯了相同的罪，由于两人的身份不同（丈夫与妻子），所面临的刑责也完全不一样，像是夫犯妻予以减刑，妻犯夫则加重刑责，以夫妻二人的尊卑地位做为量刑标准，与今日的家暴防治观念背道而驰。

唐人看来，丈夫殴打妻子，如同父母管教子女般，是相当普遍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伦常”。一旦情况反过来（妻子殴打丈夫），像是孩子对父母拳脚相向，不仅骇人听闻，更会引起舆论挞伐。且殴夫的妻子，除了会被贴上“悍妇”的标签，还会被冠上无礼悖逆的罪名，法理难容。即使妻子给予丈夫造成的伤害非常轻微，但光凭有殴打之事实，就可以构成罪名；反过来，若是妻子被打到浑身是血，丈夫还有减刑的可能。

可见，即便唐代已算是较有女性意识与地位的朝代，甚至唐代仕人多“惧内”，而唐代女性也多给予后世“悍妻”、“妒妇”的印象，但在法令上，唐代妇女在家庭暴力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的保障。不过唐代妇人敢殴夫，除了有源自胡人的风俗外，还与夫妻双方的性格有关，如妻子个性强悍，而丈夫较为怯懦。但会促使妻子走上杀夫一途，其背后原因，除了因妒杀人、丈夫外遇出轨之外，家暴也是另一项动机。因长期饱受丈夫凌虐，即使吿官，法令也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只好以“杀夫”这样的激烈手段来捍卫自己。

虽然《唐律》没有给予妇女充分的保障，但女性还是有机会通过别种渠道来远离家庭暴力，那就是离婚。唐代离婚有三种方式，即：七出（丈夫及其家族可要求休妻的七个条件）、和离与义绝，除了义绝外，离婚的主导权完全握在丈夫手中，妻子无权提出，只能等待被丈夫休掉或非法擅逃。而强行让夫妻离婚的义绝，就是唐代妇女在面临家庭暴力时，可以寻求的管道。

唐代夫妻若是闹到必须通过义绝来解除婚姻关系，通常是发生了以下几种情况：夫殴妻之祖父母、父母，或夫杀妻之外祖父母、兄弟姊妹等，但家暴妇女可以通过“欲害夫者”这一条，逃离施虐的另一半。经过官府审断为义绝，类似今日法院判决离婚，夫妻关系便要强制解除，如果夫妻其中一方违背而不愿离者，获一年徒刑。

若是一不小心真的谋杀亲夫致死，唐代女性同样要面对男轻女重的刑责，《唐律疏议》“谋杀期亲尊长条”载：“谋杀期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外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谋杀缌麻以上尊长者，流二千里；已伤者，绞；已杀者，皆斩”，明确指出妻杀夫者，一律死刑，即使杀夫凶手是小王，无论妻妾是否知情也一样判死，最轻的刑度也是流放两千里（约今900公里）。

而且，《唐律》里并无夫谋杀妻的相关条例，因此只能以杀害一般人论处。《唐律疏议》“谋杀人条”载：“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与谋杀夫家亲戚的女性，判刑后需要流放两千里相比，丈夫的刑责只需监禁三年，差异显著。

尽管唐代已发展出了《唐律》这样的律令制度，象征中国往法治稍稍迈进了一小步，但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家暴本身亦具有极高的隐蔽性，若受害者绝口不提，事实上旁人很难知情或插手介入，使得关于家庭暴力事件的记载非常稀少，今人也无从得知当时的家暴的发生率与家暴是否存在普遍性。如今，许多妇女团体不断呼吁受害妇女要勇于出面求助，以便提供协助。而在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今天，如何防疫又能遏止家暴，还有赖各国政府妥善规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