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社论】请真正尊重与纪念历史
上星期六(6月4日)是“六四”事件三十三周年,是本港连续三年没见任何跟纪念“六四”相关的大规模公众活动。“六四”这个历史事件对国家与香港的影响不言而喻,当然值得我们牢记及反思。无奈的是,一些人一边声称纪念“六四”这段历史,一边大行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之实。这种举措不能算作纪念一件历史事件,只是借此名义争取政治资本,反而导致事件本身真正重要的意义逐渐遭到遗忘,此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
与此相对,港府官员近期大谈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具备深远历史意义,认为今年的纪念日值得大肆庆祝。譬如候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星期一(5月30日)在北京接受国务院任命令时说:“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是见证‘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历史时刻,具有重要的意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于《财政预算案》演辞与其他不同场合里也多番称之为一个“历史新起点”。不过,他们的论点始终放在这两年实施《港区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让“一国两制”返回正轨,并没有回顾过去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遑论吸取这期间给香港带来的众多教训。
纪念历史须先建立恰当认识
当我们想纪念某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必须先对它建立一种正确的认知。对于“六四”这个发生在1989年的历史事件,大家应该认识到该段时期的历史背景,以此为基础作出真正的悼念和反思,而非胡乱牵扯廿多年后的现实政治。历史上的“六四”源于一场以学生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而在香港起初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亦以关怀祖国来作为号召,代表人物司徒华更被广泛认同为爱国、爱中华。
“六四”无疑是一个悲剧、一个教训,值得后人深切的纪念与追忆,但我们亦应理解到社会治理长路中的迂回和坎坷,在历史发展进程里的求同存异。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香港纪念的“六四”竟然慢慢走上了歪路,非但愈加片面强调“结束一党专政”,甚至逐渐演变成为各种反对中央、特区政府声音的聚集场景,最终更加吸来一群对当年历史欠缺充分认识的人员穿插其中,就连沾不上边的本土“港独”以至外国势力也来参一脚,可谓失却纪念这个历史事件的初衷。
同样道理,香港纪念回归祖国,亦要深入反思个中历史发展过程。像是英国人在回归之前的香港所作所为有何对错、特区政府在这二十五年间的管治成绩表现如何、“一国两制”走来之路存在什么得失,都是我们在这个日子需要认真省思的课题。假若对历史事件欠缺瞻前顾后、戒之慎之的精神,单纯依现况赋予所谓的重要意义,沉迷于没有任何积极作用的虚无喜庆,那么纪念活动本质上恐怕也跟历史没有直接关连,跟一些人利用“六四”事件找个借口配合自己别无二致。
遵守国家安全法律正常不过
其实,除了纪念昔日历史事件,很多现在正发生的问题也可以采用历史的维度来进行观察。以《港区国安法》为例,它生效实施不足两年已产生立竿见影的效力,这一点无可非议,但这两年间某些人总是将这部法律丑化,又或者强行在讨论其他无关事情时把它提出来,从负面或正面角度视之为凭空出世的特异产物。如果我们对于相关历史有充足的认知,便很容易看出以上这些做法都不妥当,并非对待一部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应有的适当态度。
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古今中外尽皆有之,英国去年通过、今年实施的《国家安全和投资法》与正待众议院二读的《国家安全法案》便属于比较近期的例子,而即将离任的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在前年这个时候指出“该‘激活’的法律要‘激活’”,则是香港原本亦存在维护国安法律的最佳明证。至于特区回归多年来迟迟未完成《基本法》第23条规定的“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更是中央出手制订《港区国安法》不可忽略的历史背景。
跟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维护国安法律一样,《港区国安法》理应也无大差别,它既是一部不影响大多数人民日常生活的法律,人们亦无必要刻意地将它跟其他法律作出差别对待、大书特书,而是正正常常遵守行事即可。只要相关法律的设计与执行得宜,那么我们不管讨论“六四”、六七暴动与文化大革命等过去的历史事件,或者批评政府当下无力解决住房、医疗等社会问题,本质都应该是对特定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借此督促管治者改善今天社会经济的治理,绝不是对根本制度作出挑衅,更不是谋求推翻现有的政权。
社会运动或纪念历史事件都不应该触碰到国家安全边界,而包括管治者与执法者在内的各方,更是需要区分表达不同意见与鼓吹政治反动的差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被问到市民在维园进行纪念“六四”的活动会否面对法律后果,她拒绝正面回应《港区国安法》具体“红线”何在,只是笼统表示任何公众活动都得遵守不同法律要求,聚会尤其应该符合《港区国安法》、社交距离措施及关于场地许可的规定,这种回避态度显然无助解开市民对“六四”的情结,也无法解决当下的政治忧虑。
新班子要带香港开创新时代
真正的尊重与纪念历史,既得对它有正确、深刻的认识,亦要知道从中正视错误、吸取教训,继而避免再度犯下同样过失,让其成为走向更美好未来的养分。如果说回归二十年过程期间有什么最值得港人珍视的东西,那大概就是提醒了我们治港者必须更弄懂政治,更认识国家,可惜当中以出身公务员为主的人员似乎在这两边都有很大改善空间。他们对如何有效地管治香港至今依旧毫无主意、不知所措,没有意识到经过多年停滞以后一定要变,而推动此等变化的唯一路径就是全面、深刻的改革。
特区政府换届本应该让人看见香港改革的曙光,可是下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仍未让人见到真正求变的决心,反而国务院港澳系统出现了一些高层人事变动。当下的香港深陷深层次结构矛盾,不只政治撕裂严重,经济及社会问题更是严峻,中央的治港体系同样需要意识到他们对改革的责任。不论是新特首、新政府,以至新的中央治港官员,都需要做到国家领导人所要求的“展现新气象”、“谱写新篇章”,合力提升本地整体治理效能、改革经济民生,改革历史上曾有的种种错误,带领香港进入“一国两制”良好运作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