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气候峰会中美破冰合作 解决问题先于政治对立
在上周刚过去的世界地球日（4月22日），美国总统拜登主持视像领袖气候峰会，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出席。出乎外界预料的是，美国近来虽因政经利益与中国、俄罗斯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拜登依然主动邀请两国领导人出席今次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未有拘泥于之前在外交上的冲突，放下芥蒂，而在会议中亮相并发言。两个大国领袖在此一场合破冰合作，正好证明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如果承载着人类的地球面对严重危机，那么各国又如何奢谈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在现实的问题之前，因政治理念而产生的大国竞争并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在同样于上星期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上，习近平重申国际之间必须“平等协商”、“同舟共济”。他在演讲中提到：“我们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要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任何形式的‘新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更直言“共同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加大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是其中一个要各国通力合作面对的问题。而透过随后的全球气候峰会，我们能立刻看到不管存在多大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分歧，中、美两国都不能否认气候危机有凌驾于一切纷争的迫切性。
美国近年处处针对中国，然而，去到要处理全球气候问题的时候，他们深知中国的参与必不可少，毕竟一场欠缺全球两大经济体聚首一堂的国际峰会，根本就谈不上有何意义。这大概也是为何经过3月中旬双方外交高层于阿拉斯加剑拔弩张的会谈后，美国早前仍派遣气候特使克里访华商讨合作事宜，而他与中国代表解振华会谈之后能够达成共识，并且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按其严峻性、紧迫性所要求加以应对。”这对处于全面角力的两国而言可谓难得，显示了大国竞争也得让路于气候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使是在合作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过程中，大国之间依旧可以互相竞争，例如比拼哪一方能够更有效地应对问题，以及先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就以减少排放温室气体一事来说，中国过去一直主张采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较多的照顾及支持；这个方案以往曾遭受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反对，可是后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定》都相继接受了此一理念。现时中、美两国固然还是在彼此具体减排进程上相互拉锯，不过，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协助世界落实“碳中和”的良性竞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一（4月19日）在国内发表演说时，承认美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的投资落后于中国，并警告长此下去可能错失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塑造世界未来的机会。这反映了美国也意识到，长远能塑造世界的关键并非霸权或是单边主义，而是在应对国际关键问题上能真正发挥自己的力量。中、美此等大国想要成为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就必须担当带头解决具体问题的关键角色，而全球气候问题便提供了一个良性的竞争场所；如果两国能放下意识形态偏见，集中精力于比拼谁能提出解决问题方案，对国际社会也是一件大好事。
政见分歧无碍共同利益
与此同时，当中、美两国都可以为了共同应对全球气候问题展开商谈，亦足以提醒一些至今继续执着于清算政治意识形态分歧的港人，他们的目光其实是多么狭窄。正如大国的价值观外交若无法建基于务实解决世界问题，那最终只会沦为几句空话。中、美两国代表之所以甘愿就着气候问题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背后或许不无借此争夺未来领导全球地位的考虑，可是，它客观上却说明了关乎共同利益的问题始终需要持份者通力合作解决。不管过去双方有多大的政治争论，维系彼此共同利益的重要性显然比固守其中一方利益为高，否则就与损人不利己没有本质分别。
香港近年经历多番政治风波，由此衍生的社会撕裂仍然存在，它们不会因为《港区国安法》的落实或选举制度改革迎刃而解，遑论其他困扰本地良久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像是土地房屋短缺、贫富悬殊严重、福利保障薄弱、创新动力匮乏……这些现实问题本来就不是因为政治立场分歧而产生，也不会因为政治理念统一而消失。它们才是实实在在发生于当下香港社会的问题，放在我们眼前的就有几年前五岁女童被虐致死这般人伦惨剧，以及大量低下阶层居住于环境极差的“㓥房”中、过着左支右绌的生活。比起自囿于政治争拗的“牢笼”，解决以上牵涉香港人共同利益的问题无疑更具迫切性。
况且，对立双方在个别问题上提出合作，从来就不意味着他们必须完全放下政治理念的分歧。目前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合作态度，并不表示彼此之间在其他问题的分歧已经消失，在气候峰会结束不久后，美国便宣布拜登将于6月展开上任后首次外访，到英国及比利时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与北约峰会，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辛格接受路透社访问时，直指拜登此行将会触及新疆问题。由此可见，一边谈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一边与对手携手合作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两者可以并行不悖。无论主张什么政治理念，它最终必须以解决现实的问题作为依归。
空谈政治理想于事无补
同为处于世界大变局的五四时期，以胡适、李大钊为首的民国学者曾经围绕“问题”与“主义”发生论争，但其实论辩双方都同意“主义”应该用来解决现实具体“问题”。胡适承认提出“主义”往往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良好愿望，但认为后人贪图简便传播，将具体的主张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沦为空谈好听、外来进口、偏向纸上的“主义”。李大钊在为“主义”辩护的同时，亦强调“主义”于理想外必须存在实际的一面，谈论以后还得透过实验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材料和工具，更不能让假冒牌号、专事空谈的人搞坏“主义”。前贤对空谈理想、漠视现实的清晰警诫，依然很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
至于历史上最常被征引来佐证空谈理想难匡时政的例子，要数魏晋“名士”清谈误国。当时，许多官僚贵族及知识份子为了逃避黑暗的政治现实，刻意走去钻研各种抽象概念，从而整理出一套用作自我解释放纵行为的说法；到实际掌权者也跟着沉迷其中、“无为而治”的时候，自然就会导致他们带头忽略现实治理责任，放任国家政权遭到外忧内患蚕蚀殆尽。尽管如此，清谈之辈仍然不乏预见战乱危机的山涛、打赢淝水之战的谢安等人，甚至连最先反省清谈误国的自觉，本身便是始于目睹了西晋覆亡的东晋、南朝士人。相比之下，今日香港那群高谈阔论的政客、权贵及学者，个中不知又有没有这种人物？
香港以至整个世界在新时代下需要的，明显不再是那些只会占据道德高地、空谈政治理想的“名士”，而是能够真正带领众人解决诸多现实问题的务实者。谈论政治本来就须根植于应付真正的社会问题，假若只会出于政见分歧党同伐异，空谈“民主”、“爱国”一类口号，抛弃基本社会治理责任不顾，对当下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视若无睹，绝对是本末倒置。何况就算各方政治分歧一时之间无法化解，也不代表彼此完全没有合作空间，与其纠缠于意识形态之争，何不先将偏执的不合作心理暂且放下，尝试集思广益，构想如何面对和解决牵涉共同利益的问题？
敬请留意2021年4月26日出版的第262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
你亦可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