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稚子何辜　社会何罪

五岁女童被虐致死一案，生父和继母上周被判谋杀罪名成立，继外婆虐儿罪成，将于本周二（4月20日）宣布刑期。这宗轰动社会的虐儿案被参与调查的警员称为“香港开埠以来最严重”，不少人因被告曾将女童抛上天花板而愤慨。但在一时愤慨的情绪背后，这宗家庭伦常惨剧更说明了香港的儿童保护机制失效，社会百病丛生，而政府官员却仍然懒政卸责。

女童生前的幼稚园老师在作供时表示，曾发现她不断索取食物，手肘红肿，大腿和臀部有伤痕。然而，校方只严正警告继母不可体罚儿童，并未及时上报政府任何部门。女童兄长的小学班主任也曾发现他身上有伤痕，在庭上却表示凭直觉认为男童说谎。小学虽然曾与社会福利署联络，以为已“转介”至社署，但社署当校方只是“查询”，最终因处理程序指引上的混乱，未有及时介入。

兄妹二人的老师作为与受虐儿童直接接触的专业人士，并察觉到他们身体和情绪上的异样，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没有从严举报，其对事态的判断及上报决定，都让人质疑不够专业。而香港并无强制举报疑似虐儿个案的规定，是否选择上报视乎个别人士的判断和选择，这种制度上的漏洞显然比个别人士的失误潜藏更大危机。

事实上，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早在2013年已提议香港政府设立强制举报机制，以提高专业人士对怀疑虐儿个案的敏感度，及早识别和介入虐儿个案。然而，在女童被虐致死案的三年之后，举报措施仍只在研究阶段。教育局虽然已更新指引，指校方可在问准家长前先寻求警方等协助，但始终没有强制责任。曾探望受虐女童兄长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声称事件令人心酸，但对于立法会议员问及学校强制举报机制，他却表示倘要求学校承担法律责任，或对教师不公平。这样的“心酸”，无疑过于廉价。

至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亦只在网志花大量篇幅推说成立儿童中央资料搜集系统不易，全然忘了正是政府的不作为才致惨剧有机会发生。若官员早在2013年采纳联合国的建议，成立儿童数据库，或许便能及早发现五岁女童所在家庭的风险，由相关部门关注与跟进，从源头上阻止虐儿案发生。罗致光等司局长真应问问自己何以为官，究竟是为了高薪厚禄，还是为了贡献一己之力建设更好的香港？

官员或许觉得惨剧是个别例子，是单一家庭的问题。市民或许认为这是别人的家事，老师、左邻右里以至社会很难介入。但我们若然选择“各家自扫门前雪”，某程度上就是任由惨剧发生，让虐儿案件影响孩童一生，甚至赔上无价的生命。一个健康的社会断不能明哲保身，只求自己过得好，却眼巴巴看着别人消耗生命，付上沉重代价。真正的“不割席”，理应是以整体、共同的社会福祉为念。

管治不善 儿童成病态社会牺牲品

事实上，此次的虐儿事件只是因为情节严重、程度罕见而份外引起关注，但在社会焦点以外的家庭呢？虐儿现象在香港日趋严重，2005至2020年间，香港新呈报的虐儿个案共增加了23%，达逾1.4万宗。只要稍稍翻查虐儿个案的资料，就会发现七成施虐者为孩童的家庭成员，而这些家庭与经济困难、婚姻问题或“新来港”等特征高度重合。同时，除了身体虐待占施虐个案约一半之外，疏忽照顾引起的虐童在这十五年间增长近五倍。

我们应该看到，五岁女童被虐致死一案并不是个别例子，虐儿也非个别家庭的事情。不少原生家庭成员无法承受社会环境和经济压力，加上缺乏正确的管教和自我情绪管理，因而把来自社会的压力以错误的方式发泄在儿童身上；也有众多原生家庭成员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导致因“疏忽照顾”引起的虐儿个案大幅上升。在香港日益严重的虐儿问题背后，并不仅仅是家庭和教育的问题，更是政府管治不善下的社会民生问题。在政府因循守旧、不敢大刀阔斧进行社会改革的背景下，日益加重的社会压力终转嫁到儿童身上，虐儿个案自然有所增长。

这当然不是为虐儿行为找借口。无论出于何种理由，虐儿都是无法接受的。但在一个病态的社会，虐儿问题只是其中一环。要解决虐儿问题，就必须解决家庭问题。试想，目前香港在职人士中，每四人就有一人出现抑郁症状，职场爸妈面对自身情绪问题已应接不暇，又如何要求他们为孩童营造健康环境？当香港人的压力指数排全球前五、九成二的香港人都面临高压力时，又如何要求被生活压得无法喘息的成年人保持一颗平常心，保证给孩子一个安稳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社会早已经病了，一些人却仍然抱残守缺地述说香港的风光、上世纪的经济神话、跻身亚洲四小龙的一时无两，看不见近年愈来愈大的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的阶级固化早已成为大部份市民无法负荷的重担。他们的论调早已不能激励市民奋发图强，而是令市民或愤怒、或绝望，社会难以长远稳健发展。

令人喘不过气的生活，躁动不安的社会，早已借着市民对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不满而触发多场社会冲突。在被撬开的地砖、被拆卸的路灯背后，我们看不见的怨气和冲突还有多少？政府如果仅仅把这些事情解读为治安问题，只知道要街头重回表面的平静，而看不到背后市民所怒、所愤、所不甘之为何，那香港的病肯定无法医治，遑论痊愈。若然更多家庭被生活迫得透不过气来，更多教师及社工被工作淹没，更多儿童成为出气袋而不获拯救，为官者不但是尸位素餐，甚至连基本的道德也会受到社会质疑。

因循守旧 如何带领香港迎接变革

从政者本来就应该是为人民享有美好生活而努力。特首林郑月娥在去年11月民主派议员总辞时曾经表示，对于议案能够快速通过感到“更兴奋”，却丝毫没有反省政府其实更应该为因其怠政而出现的社会问题负上责任。虐儿问题的出现及举报机制欠完善，并非因为政党阻碍官员施政，而是在行政主导之下，一众官员仍然抱着“少做少错”心态而不作为所致。

另一边厢，为什么香港有那么多政客耗尽精力在街头抗争，高举民主旗帜，而不去想办法切实改善市民的生活？他们从政的初衷到底是什么？中央出手改动香港选举制度，民主党和公民党还在纠结于是否继续参政，杨岳桥、谭文豪、郭家麒等前议员兼前公民党成员更在早前发出联署信，声称“公民党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重申解散公民党的建议。香港人的生活未见改善，经济及社会问题未曾解决，从政者不去想想自己的责任，这时候的盘算竟然是一走了之？民主党资深成员李华明近日撰文指出，“在立法会内做少数派亦有生存之道，一样可以用尖锐的言辞质问特首及局长，一样可以为大众发声，在地区一样可以为市民解决问题。只要有市民支持，少数派的作用仍存在的。”这能否成为叫醒民主派的当头棒喝？

特首、官员、政客以至社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抚心自问，对于每一个受尽生活压迫的生命，我们有什么责任？是否要继续在无益于事的问题上争拗，任由更多人受尽折磨？我们看得见女童命案中父母施虐的双手，更要看到那些因官员懒政被关上的制度逃生门；看得到香港出现了愈来愈多的暴戾、疏忽的父母，更要看到官员的怠政是如何将苦苦求生的基层父母推上了崩溃边缘。

当下，社会动荡因为《港区国安法》的落实而缓和，立法会内的阻力亦大幅减少，林郑政府会选择把握变革时机，重新构建稳健、平衡发展的社会架构，还是继续漠视社会问题与危机，以香港的下一代为代价，拿香港的未来当赌注？

敬请留意2021年4月19日出版的第261期《香港01》周报，各大书报摊、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

你亦可按此试阅周报电子刊，阅读更多深度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