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立会选举延期一年 社会应善用冷静期
上周五（7月31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严重，令选举筹备工作难以顺利推进，加上数十万计境外选民恐无法回港投票，为了令选举公平举行，决定运用《紧急法》将原定于9月6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并将提请人大常委会“决定”如何处理立法会未来一年的“真空期”。选举押后一整年，难免会引起法律和政治争议。若然情况许可，我们认为立法会选举应如期举行，让市民行使投票权。然而，从公共卫生角度和选举公平性而言，疫情如此严峻、不确定性如此高，谨慎推迟选举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政府已作出选择，中央政府亦表明支持押后选举，香港社会便应善用这一年寻找“反守为攻”的可能，化不理想的遭遇为机遇。
香港正受第三波疫情侵袭，严重程度明显高于此前两波，而且未见受控迹象，最近两周每日确诊人数均过百，病毒源头亦尚待追踪研究。本来，香港在爆发第二波疫情后平静了两个多月，如今病毒重新肆虐，说明社会不容松懈。在此局面下，政府决定推迟选举，有其道理。有人指出，可以在疫情平伏后便恢复选举，无必要一下子推迟一年。然而，选举工程和立法会的运作都需要一定时间作规划，难以像“下周是否在家工作”这些防疫措施那样每一、两星期改动一次。
在政治猜忌攻讦频繁的现实下，推迟立法会选举一年，难免令人觉得政府或有政治计算，也有人指摘建制派因害怕大败而逼使政府押后选举，还有观点认为中央在争取时间“清算”抗争派。然而，林郑月娥在记者会提到疫情带来的一些影响选举公正性因素—疫情防控措施令候选人无法进行竞选活动、市民特别是年长选民可能因疫情不敢出门投票、长居外地的选民因入境检疫控制无法回港投票等，也都是事实。
换个角度看，如果抗争派认为选民真心实意支持自己，为什么忧心一年之后会失去这些支持？香港社会经历了反修例示威，尚未完全从政治躁动中平静下来，新近实施的《港区国安法》带来新的震撼，大家仍未有时间沉淀了解《港区国安法》及在中美大角力下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对香港有何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投票，到底是理智先行，还是情绪主导，实在毋须多言。
须知道民主政治的优劣，并非单纯取决于投票那一刻的考虑。民主还要求选民理解复杂的社会议题，作充分的讨论及考虑。有时候，过分地将精力集中于投票的形式，反而忘记了真正重要的理性讨论，结果是暴露了选举制度的弱点。英国脱欧派无所不用其极夸大脱欧的好处，诉诸排外和疑欧情绪，民众因而情绪化地投票，不少人在公布结果后立即表示后悔。特朗普在2016年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同样因为成功煽动选民的不满情绪，而他上台后奉行民粹路线，推出众多不合理的政策，却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反令美国逐步丧失国际信誉；新冠疫情更是彻底撕开其“皇帝新衣”，但代价是失去逾15万人的性命。
挑战底线尽现虚妄 回归初心理性问政
反修例风波对香港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但未尝不是一次当头棒喝。它足以证明，政治争论无法离开“一国两制”的基本框架，中央政府也不存在被要胁就范的可能性，超越政治红线必然会遭遇强势的反击，得不偿失。过去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都蕴藏着深刻的教训。试想想，自“占中”以来，诸如“港独”、边缘冲突策略和要胁政治，甚至诉诸美英等西方国家帮助港人对抗中央的天真想法，到底为香港带来了什么改变？有些政客自我宣传为让香港人“觉醒”了，这种鸵鸟思维难以掩盖他们的政治赌博一败涂地的实情。继续沉醉于这些虚妄的政治幻想中，只会让香港沉沦于毫无意义的政争游戏中。虚妄的政治抗争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社会失焦，错过改革的良机。
在政府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前，最少有12名泛民参选人遭DQ，包括一些现任立法会议员及区议员。政府清楚画出五条红线，对于摆明车马把议会视作政治对抗舞台的抗争派而言，这个结果可谓“求仁得仁”；对传统民主派，尤其是有多名参选人被DQ的公民党来说，这却是一次心灵叩问—究竟是要回归理性从政初心，继续争取在议会里推动社会改革，还是随波逐流地被进一步带向没有出路的抗争歧途。这次DQ未必代表一年后不能再报名参选，但如果选择继续在议会工作，便要决心与“揽炒”及“勇武”割席，不再践踏政治红线，尤其要尊重“一国两制”的根本原则。
否决抗争派参选人并不等同香港不再需要政治争论、不再需要选举。事实上，香港很多事情急需改革，必须在议会中详细磋商。只是社会一直被不切实际的政治想像骑劫，如“倒钱落海”般将精力浪费在无谓的政治争拗上，任由真正重要且需要解决的问题“永续”下去。过去，社会精英和中产代表受英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错误认为“港人富足，有更崇高的追求”，对社会大多数人承受的经济不公平视若无睹；如今在疫情和中美角力夹击下，这种不公不义的丑陋一面完全暴露于人前，他们还有“闲情”在那里高谈阔论吗？
一些原本安逸的人可能突然面对失业的打击，遑论首当其冲的弱势基层，他们欠缺自保的能力，被放无薪假，“手停口停”，甚至一度因为食肆暂停堂食而要在路边用膳。港人应该明白，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并不如一些人所讲的那样牢固，而经济和民生分配才是真正影响每个港人生活的基石。香港的产业和分配结构扭曲，亟须进行改革；香港的贫富悬殊源于政府未能改革既得利益结构，公共政策从来不对题，这些在以往都被政治争吵盖过，却实实在在左右港人的日常生活与福祉。总结成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是花精力继续水中捞月般妄想“港独”、推动民粹和无意义的抗争，还是聚焦改善民生，让港人安居乐业？
把握时机凝聚共识 调整方向厉行改革
选举推迟一年，“话长唔长，话短唔短”。说一年很长，但不可能解决香港众多深层次结构矛盾；说这一年很短，却足以调整方向、启动改革，重新凝聚社会共识，严厉督促政府承担责任，切实将市民求变之心转化为改革动力，推动各种措施。
一年的时间可以有多少意义，取决于社会主观上要做什么，从政者尤其不可荒废光阴。舆论嘲笑推迟选举乃政府报答建制派的“不离不弃”，但如果建制政党继续不思进取，不提出足以说服人心的改革蓝图，一年后即使选民冷静下来，也不见得会投票给他们，甚至可能流失更多支持者。同样，民主派在这一年内，是否能放下虚妄的抗争路线，回到“一国两制”的大框架内推动改革，证明自己除了叫嚣漂亮的口号、尾随抗争派煽动的群众情绪，更具备改变社会的想像和韬略？
至于特区政府，相信许多市民如今对其不再抱有期望，如果一众高官在未来一年未能证明自己真的觉醒，不仅会在明年9月再看到市民用选票表态，社会民情亦恐再度恶化，新的动荡随时一触即发。
让我们大胆想像，如果有100万人上街或冲击政府总部，争取的是改革房屋与退休保障政策，而不是“港独”和“五大诉求”，中央政府又是否可以用《港区国安法》应对？或者到时候被清算的是尸位素餐的官员和公务员。林郑月娥与一众高官别无他选，只能够痛定思痛，回应社会求变心切的呼声，大力推动改革；如果继续充当既得利益群体的保护伞，无论用任何借口都只会继续受讨伐，甚至在激进政治中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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