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大是大非与世代正义 香港的年轻人为何愤怒
从97年前的五四运动到27年前的六四,中国的大学生每每在关键时刻勇敢地站出来,以背负国家的命运为己任。所以,当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寄语香港的大专学生要分清楚“大是大非”,似乎说出很多人对这些年轻人的合理期望。
问题是“大是大非”有时太沉重,年轻人自我中心一点,在思考、盘算和行事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利益和认为重要的事情为先,完全可以理解。更何况不是只有年轻人才懂得自利,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多数人做事往往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
这个事实从政的人应该特别明白。选民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参选人要在所属的选区胜出,就必须重视当地人民关心的议题。因此,从政的人几乎别无选择要做本土或本土利益主义者。所谓“一切政治皆属本土政治”就是这个意思。德国总理默克尔横眉冷对国内的千夫所指,收容来自千里以外的难民,是个罕有的例外。不应该要求一般的年轻人有这种胸怀和魄力。
成年人谈到年轻人,很容易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轻蔑和优越感。他们认为年轻人往往凭一时的冲动行事,因此年轻人的父母、老师和长辈有责任做他们的煞车掣,让他们在风驰电掣的时候减慢车速。这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成年人在对年轻人晓以大义的同时,应该躬身自问,他们当家作主的成人社会有否善待年轻人,以及有否给予他们足够的机会向上流动、改善生活和追求理想。如果上一代的舒适安稳导致下一代流离失所,那么成年人尝试向年轻人苦口婆心说大道理,即使道理站在他们一方,也会显得没有说服力,更不会有什么道德权威。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5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提到要帮助“动弹不得”、对未来“充满无奈与茫然”的年轻人“突破困境”。对她来说,这就是世代正义的实现。如果长期处于低薪处境的台湾年轻人是“动弹不得”,那用“举步维艰”四个字来形容香港年轻人的处境也不为过。
香港的生活费用远比台湾昂贵,以这里为家的年轻人要过比较独立和安稳的生活——更不要说出人头地——不是没有可能,却要克服很多来自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的障碍和不利条件。楼价和租金长期以惊人的速度和幅度飙升,再加上产业空洞化令到高薪的工作买少见少,年轻人的向上流动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向下坠落的情况。这一点,从愈来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申请入住公共房屋可见。即使今日的楼价已从高峰稍稍回落,大多数年轻人还是无法跨越置业的重重关卡。他们只能慨叹生不逢时,错过了一个“买得起房子的年代”。
成年人在为当年大学生寻求正义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大学生今天面对的困境,并努力为他们的需要发声。这不止是为了年轻人,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
在一个工资增长永远落后于楼价升幅的社会,或许单靠努力工作、出卖劳力与知识的人可以养活自己甚至养活家庭,但难望名成利就、飞黄腾达的一天。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有年轻人不再视努力和辛勤工作为美德。倘若今日为数不少的年轻人不肯吃苦和缺乏拚搏精神,那不应只责备他们好逸恶劳;也要明白香港的经济已经走入穷巷,单靠刻苦耐劳就能安居乐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当然,我们不应将所有问题诿过于制度。年轻人当中,确有耽于逸乐与不思进取者,不停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但如果说年轻人的问题完全是咎由自取,那就是漠视了社会和制度对他们的不公平,是典型的“受害者反被责难”思维。
在年轻人的群体当中,也许以大学生的挫折感最为强烈。从前,他们是社会精英,自视甚高的天之骄子。可是,近年来,大学毕业生入职的薪酬不升反跌,大学学位不再是成功的入场券,也不是晋身另一阶层的通行证。回归前,大学是为政府培养管治人才的摇篮。大学生毕业后加入政府工作,除了确保有稳定的事业和安逸的生活,还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然而九七后特区政府的权威、公信力以至管治的合法性江河日下,大学生投身政府做公务员,顶多只是打份工,而没有更大的社会抱负。
这解释了今日香港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郁结、愤懑和偏激。他们活在理想与现实、他们怎样看自己和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巨大鸿沟之中。他们郁结,因为对改善自己的生活无能为力。他们愤怒,因为他们觉得受骗和被出卖,是制度、环境和现状的受害者。他们会采取偏激和激烈的行动反抗政府和冲击建制,因为在反抗政府和冲击建制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来自权力和支配的快感,虽然这种快感是虚幻多于真实。
这就是香港年轻人心目中的大是大非,与何俊仁期望他们认清的大是大非当然不是同一回事。从这个角度看,不难明白为什么支联会的创会团体之一学联今年选择退会,中大及港大学生会宁愿举办可有可无的六四论坛也不参加维园烛光晚会,以及若干院校学生会成员对支联会的诸多批评。那是香港大专学生对他们的处境和困局长期遭忽视的另类形式抗议。支联会每年大费周章和大张旗鼓为六四亡魂讨公道,内心躁动的香港年轻人问:“那我们呢?”
毫无疑问,纪念六四和要求平反六四是大是大非,但追求世代正义又何尝不是?两者并不矛盾,更非互相排斥。在今日香港泛政治化的环境下,世代矛盾常被夸大。成年人与年轻人对关键议题的看法不一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成年人与年轻人跟自己年龄相若的同辈也经常会意见分歧,不表示他们有无法调和的矛盾。重要的是大家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互相沟通和谅解。成年人在为当年大学生寻求正义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大学生今天面对的困境,并努力为他们的需要发声。这不止是为了年轻人,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未来。至于年轻人,即使面对重重挫折,心里有着委屈,也不可为求发泄情绪而任意妄为,甚至倒行逆施,扭曲事实。这样做,只会将自己排斥在主流以外,与自我放逐无异,更是对自己的追求和理想的讽刺。
五四运动、六四学运都是大学生引领社会面对挑战的举措,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虽然也是年轻人、大学生,但历史上没有人会将他们与五四和六四两场运动的参与者并列。今天香港的大学生应要问问自己,他们的社会运动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大是大非”和“世代正义”就并非只是不切实际的老生常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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