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出租公屋未获重视 施政报告难孚众望
特首林郑月娥今年的《施政报告》多达约六万字，在多个领域改变了守财奴文化，通过提供资助改变市民对政府的施政认同度。可惜，当中对于基层权益着墨甚少，达100万的贫穷人口，在洋洋洒洒六万字中恍如“被消失”。在众多基本生活品当中，住屋支出最为高昂，林郑月娥应该大幅增加出租公屋供应数量，更应建立完善制度，减低基层市民的生活成本。
香港几历经济转型，由工业北移，金融产业崛起，到服务业蓬勃发展并成为支柱，普罗大众，尤其是社会上最弱势的一群都难以从中得益。近年就业旺盛，但工资水平却落后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市民感到沮丧、愤怒，社会看似歌舞升平，实已陷入动荡边缘。从林郑上台以来两份《施政报告》看来，其政府也许不至于无所作为，但受思维所限，官员对于基层的困境未给予足够重视。
在香港奉行的放任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工保障长期不足，收入分配管理乏善足陈，更未见任何大刀阔斧的福利制度改革，市民的生活负担无法改善，基层市民毫无脱贫的可能。按去年的数据，在政策介入后，贫穷人口仍近百万之多，对于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贫穷人口长期处于高位，实属耻辱，政府必须订立详细的扶贫计划，多管齐下，降低生活成本。提供适足的出租公屋，应当是政策起点与重点。
本份《施政报告》最受争议的是“明日大屿”项目，市民当然担忧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但不少人更忧虑政府财政会因填海而出现赤字，最终受惠的只会是少数承建商和地产界。虽然这种担忧可能是过虑了，却反映了市民对政府实在缺乏信任。出租房屋的兴建量直接影响市民切身权益，但林郑在《施政报告》中完全没有对此作出承诺，以回应市民切实的住屋需要，市民质疑“明日大屿”的成效与目的，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一些人期望，《施政报告》将公私营房屋比例改为七比三，出租公屋的数量或会增加。但是，近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却戳破了这个期望，他不但指公营房屋包括居屋、绿置居、首置盘，甚至暗示公屋并不是公营房屋的主要组成部分。首置盘在过去并不属于公营房屋，官员更曾表明首置盘的供应不影响六四公私营房屋比例。然而，在当局的新定义之下，随比例改变后增建的公营房屋，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是首置上车盘，这就更证明在置业主导的理念下，出租公屋无望大幅增加。让中产也能购买资助型房屋，是政府应该追求的，在这个意义下，持续改变公私营房屋比例确为善政。但是，由于公私营房屋比例改革后增建的公营房屋不一定是出租公屋，轮候册上的市民就不可能受惠，这又是《施政报告》的严重不足之处。
更有甚者，林郑未改变以绿置居代替出租公屋的政策，长远削减了市民享受资助型租住房屋的权利。政府曾多番强调绿置居会带来所谓的“房屋流转”，惟政府所言的流转只属一次性质，即是绿表住户搬离后，原有的公屋单位会转到公屋轮候者的手中。在现行制度下，绿置居转售后就不再是公营房屋，而是转变为私营房屋，房价不再具有资助性质。故此，绿置居及其他资助置业性房屋长远将削减公营房屋供应，削弱基层房屋保障。
香港的经济结构易受外围影响，自身经济结构不合理，政府没有计划改变这种分配的不合理性，市民的生活成本将持续上升，这是难以改变的事实，而基层市民是当中最脆弱和受压迫的一群，政府必须将他们全面纳入房屋保障网。以绿置居取代出租公屋是反其道而行，反映官员根本未有认识社会问题的本质。
沉重债务扼杀创造力 莫将置业梦强加市民
另外，政府混淆了市民对置业与安居的追求，错误将重心放在置业之上，认为这是回应市民的期望，但无论从个人致富、整体经济效益而言，以“置业梦”为由削减公共出租房屋，完全忽略安居的意义所在，政策难言合理。
政府常强调，推出绿置居是因应市民的置业需求，但是，它没有认识到无数置业需求的本质是市民对安居的焦虑。社会普遍认为，市民放弃公屋户籍改为置业的目的分为两种：其一，是在经济能力提升后，期望藉置业改善生活质素，大家普遍认为公营房屋无法提供这个选择；其二，大众觉得置业是致富的有效途径。今年有调查指出，在有意买入资助房屋的公屋户当中，有近两成市民希望借此投资保值，更有不少智库成员、学者提倡出售公屋，让市民拥有资产增值的“权利”。
市民拥有置业梦无可厚非。但是，以合理价格租住房屋属基本权利，其品质亦应该适时提升，政府提供充足出租公屋和合理价格的资助型居屋同属其基本责任。基于两者的性质，将部分公营房屋转变为投资获利工具，继而脱离公营房屋供应，是完全不合理的政策，政府不应为部分人的不合理期望提供政策支持。作为管治者，政府必须兼顾不同群体的利益，因为一部分人的致富追求，改变支撑社会整体效益的政策，是不明智和不负责任的做法。
单从权利角度来看，以绿置居取代公屋，既混淆了资助型出租住屋的政策目标，毫不合理，更扭曲了制度设计的原意，让市民怀疑政府对弱势基层的承担诚意。从经济发展来看，置业主导也难以带来好处。林郑在《施政报告》中指出，资助出售房屋都是目标家庭“买得起”、“供得起”的，供款占其入息一般不会高于40%。的确，对于首置盘的申请者来说，相对于目前极为严重的供款负担而言，40%的供款或许比较合理。但基本生活开支已占基层、夹心阶层的大部分收入，置业的供款比率对他们来说实属沉重负担。年轻家庭背负庞大债务，令他们变得谨小慎微，难有创新、冒险精神，对极需创业支持的这一群人，这种负担将彻底消灭他们的创业梦。政府应改变房屋市场结构，将市民从债务的捆绑中释放出来，提升社会的创造与创新能力。
应检讨自由放任政策 抱残守缺难令民安身
今年8月，公屋的平均轮候时间已上升至5.3年，为19年来的新高。基层市民亟待政府施予援手，政府应尽一切方法增加出租公屋供应，并确保其供应量能为基层提供适足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结构性质必然制造弱势群体，而香港又是资本主义中的最放任自由经济体，它的制度缺陷因而最为突显，经济纵然持续增长，基层市民却难以从中受惠。中国政府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无法及时照顾边远地区和基层的弱势群体。对此，中央并没有采取等待政策，反而强势通过即时的财政帮扶，平衡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生活差距，降低社会爆发冲突的风险。
不同于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法》列明香港继续奉行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并非铁板一块，与其他一些奉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稍作比较，即可发现香港的社福制度千疮百孔，亟待改革。社会矛盾久积，终会有爆发的一天，官员必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尽快修订法规，让富者在取利的过程中不会威胁到普罗大众的基本权益，并推出扶贫政策，制约基层市民生活成本的上涨，让他们得以安身安心。官员也必须认识到，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已然走到尽头，他们应敢于创设适时所需的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深刻改革，而非抱残守缺。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有决心、敢创新的施政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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