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报社论】罗致光谈公营年金　见强积金制度荒谬

罗致光的社福政策立场保守，早为人所共知，但他过去在学院工作，即使语出惊人，或政策建议未能对症下药，对社会也没有太大影响；问责局长拥有直接制订政策的权力，动辄影响市民福祉，他必须走出象牙塔，体察民情，真正了解社会问题的结构性格局，而非空谈学理。

早于去届政府，罗致光出任关爱基金委员会主席时已谈及年金制度的好处，但被质疑助政府推卸落实全民退保的责任。虽然政府的年金计划门槛低，但能否发挥效用，仍视乎市民的积蓄多寡。一次分配本已不公至极，最低工资落后于通胀、长期处于低位，基层市民及夹心阶层难以分享经济成果，他们退休后储蓄不多，受惠有限。故此，政府当务之急是改革作为主要支柱的强积金制度，在取消对冲之余，成立中央公积金，发挥公营管理的优势，而不是节外生枝，无端搬出另一个解决不了退休困局的年金计划。

强积金推行18载，一直备受非议。2011年曾俊华于财政预算案提出向市民的强积金注资6,000元，方案照理对市民有利，却招来群起反对，因对冲机制、回报不稳、管理费贵等问题未解，早令强积金恶名昭著。政府声称找到解决对冲机制的方案（事实上仍裹足不前，在民商之间和稀泥），但回报不稳、管理费贵等问题，却鲜见正视。

强积金最为人诟病之处，莫过于管理费过高。政府声称私营机构之间的竞争，可以降低管理费。事实是，市场现实与官员主观期望相背，强积金管理成本高昂的问题，一直未见实质改变。观乎2017年3月积金局的数据，香港强积金管理开支占资产平均比率为1.56%。纵然近年来积金局不断强调管理费用有下降趋势，但随着资金池扩大，管理费占比降低实属理所当然，惟下降速度难言合理。政府既然可为年金计划设全新管理制度，何不先行改革强积金的投资管理问题。特首林郑月娥曾言，不会为既得利益群体发声，正可借此验证，她是否站在金融界一边，硬要市民将部分退休积蓄划归金融才俊。更何况，香港管理费占资产的百分率，仍高于其他国家。根据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数据，澳大利亚退休管理成本占资产百分比为0.8%，英国、德国则只占0.2%，远远低于香港；相关数据在2017年的报告中也没有改变，反映这些国家能有效而持续地把管理费控制在合理的低水平，正正突显港府大有可作为的空间。

强积金管理费高　蚕蚀市民血汗钱

强积金管理费过高的影响，比起长期服务金、遣散费对冲所引发对政府的不信任，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传媒按积金局2016年发布的文件计算，基金公司在2000至2015年间共获取700亿元管理费，以积金局近两年的年报推算，基金公司收取逾200亿元，换言之，基金公司自强积金设立以来，合计共收取近千亿元管理费，比起长服金、遣散费对冲所带来的350亿元损失多出近两倍。管理费如何蚕食市民的退休金甚为明显，在没有基金开支的情况下，市民的平均基金回报率约为4.36%，使用积金局的强积金累算权益计算机计算，月入16,800元（2017年入息中位数）的21岁大学毕业生，退休时强积金投资回报可达300万元，但是，以扣除行政成本后的利率（2.8%）计算，回报则只有约150万元，两者相差近50%。若然不改变这种结构性剥削，则是政府以政策协助既得利益群体在不公的一次分配上继续剥削。另外，强积金收费每年近百亿元，但社会对基金公司到底拿了多少钱只能“靠估”，完全没有透明度可言，两者同样完全不能接受。

如果政府认为对冲制度是剥削问题，更应正视管理费过高带来的影响。强积金管理成本高昂，源于政府欠缺适当监管。市场上的投资计划、受托人分散、无法发挥规模效应，也增加管理成本。政府应设中央公积金计划，如金管局管理外汇基金，由公共机构执掌，并摒弃管理费制度，透过集中管理降低成本，让市民的血汗钱免遭蚕食。强积金回报不稳，也为市民不满。社联2013年发表的报告，回报率相对稳定的保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十年来每月最高回报率分别只有1.6%、1%。混合资产基金、股票基金的投资回报较高，分别达9.1%、15.4%，但每月最差情况出现-13.7%、-20.6%的负回报，可见基金表现差别甚大。

政府以为公开资讯、提供多元化计划，可以让市民作出明智的投资抉择，其实只是协助金融界瓜分利益。暂且不说强积金尚未全面自由流通，就算政府借此改革，也难保证所有市民都拥有投资智慧，以及学习投资的时间。强积金成分基金高达485种，投资计划多达137个，根据强积金报告，约24%的市民未有主动选择强积金计划，至于余下的76%市民，也难保有能力作出合适的选择。政府既未有提供真正稳健的中央公积金选项，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投资理财教育，就把市民推至大鳄主宰的金融市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所谓的自由选择，只是披上美丽修辞外衣的“焗赌”（强迫赌博）——有如皇帝的新衣，应及早戳破假象，还市民真正选择权。

基金回报不稳定　难保障退有所休

与其给予市民过多选项，倒不如由政府直接承担管理强积金的责任，提供稳定回报率。林郑月娥在出任政务司司长时，曾推销年金计划，她以关爱基金为例，指金管局每年投资回报率达5%，说明了年金计划的回报率高。稳健的基金回报可提供稳定的退休保障，据此目标设计的中央公积金计划，正是针对高龄社会退有所休的根本政策。既然香港政府认为自己拥有杰出的基金管理人才，那就更应承担责任，成立中央公积金，助市民投资未来。

国际间早不乏实施中央公积金的先行者。1955年，英殖民政府于新加坡成立了公积金制度，1966年，香港政府虽有研究，惟未有实施，于1990年代中期，工会团体曾倡导推行中央公积金制度，但政府坚持退休供款基金应由私营机构管理，最终于2000年推出强积金计划。罗致光推出公营年金，纠正政府依赖私营机构的思维，但是政府还需负起重任，设立中央公积金，保障市民的基本权益，而且不应将公营年金和中央公积金作不同方式处理。

政府在处理劳福议题上，往往错误定位自己是中间人，未有正视谁才是受欺压的一方。例如政府在处理标准工时、强积金对冲等问题，只愿成立委员会，让劳资双方自行谈判。政府应在民商之间担当主动角色，适时介入保障劳工权益。至于政府不敢改革强积金制度，也许就是害怕触碰基金公司的利益。

政府维持良好的营商环境理所当然，前提是不应任由市民的基本权益受到蚕食，更不能任由企业刮取民脂民膏。香港的经济结构有利于商界和既得利益群体，大企业少见创新者或制度的改革者。当政府有违亲清政商关系，甚或沦为大企业的附庸，社会改革既难以推动，创新产业亦难有作为，港府自难逃现代但落后的经济格局。政府未有在2000年设立中央公积金制度，已然浪费市民18年的宝贵积蓄，问题耽搁日久，政府理应迷途知返，改革制度。须知人口老化实属燃眉之急，政府不应将问题拖延下去。根据政府推算，本港的抚养率将大幅提升，在2016年，每五个工作人口约抚养两个长者或儿童，及至2066年，每五个工作人口，将照顾四个长者或儿童。若然政府此刻不改革制度，高龄贫穷的问题更趋严重，也大大增加下一代的供养压力。

诚然，强积金运行已久，不少市民以此谋生，当刻改革制度，或衍生失业问题。但银行家和基金经理本来就是一次分配的大赢家、享尽发展红利的一群，改动制度或会减少他们的收入，但不应该构成讨论的主题。至于业界的基层员工，要改售其他产品也不会是大问题。简言之，事有本末，政府不应因为行业利益，而断送大众的基本权利。事实上，绝大部分强积金业界基层员工，同为强积金制度所害，政府若能推出政策，助其转型，实在利大于弊，更何况管理费更多不是用来发工资，而是成为大型金融企业的利润所得，用行业员工来作为挡箭牌是低估了大众的智慧。

改革方向甚为明晰，在私人基金计划以外，另设中央公积金，市民可以透过私营基金公司投资较高风险的计划，但前提是有权选择投资回报稳定、免除行政费的中央公积金，让市民辛苦积存的资产获得保障。罗致光身为社会福利学者，对于强积金问题应了然于胸，必须有所担当，还市民安稳的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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